1958年，马寅初向毛主席提议推行节育政策，毛主席极力不赞成，驳回了他的提议，并阐述了一个令后人钦佩的主张。

信源：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评 周恩来为之打抱不平 - 金台资讯

1958年的北京大学燕南园，一个76岁的老人每天出门路过围墙时，都要看一眼墙上新贴的大字报。

那些墨汁还没干透的纸上面，写满了他的名字，后面跟着毒草、反动、荒谬的罪名。

老人看完，面无表情地走回家，关上门，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他的文章。

他叫马寅初，那一年，他是全国最挨骂的学者。

没人能想到，24年后，他会被追认为中国人口学之父，他当年被骂得最狠的那套理论，会变成整个国家的基本国策。

马寅初不是那种书斋里空想出来的学者。

他1882年出生在浙江嵊县一个酿酒作坊主家里，家里条件不错，但他从小就不安分。

早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和哥伦比亚拿了经济学博士回来，是中国最早一批喝过洋墨水的人。

回国之后他教过书，做过经济研究工作，后来当了北京大学校长。

他这人有个特点，认准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这个性格成就了他，也害了他。

事情要从1953年说起。

那一年新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把很多人吓了一跳。

全国总人口超过了6亿，短短几年增加了6000多万。

马寅初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

他算了一笔很简单的账。

每年多出来1200万人，相当于每年多出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地就那么多，粮食就那么多，人越来越多，分到每个人头上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

他没跟任何人说，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回了浙江老家。

他跑到农村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看。

他问农民家里几个孩子，问粮食够不够吃，问养一个娃要花多少钱。

跑了三个来回，带回来的全是让他心里发沉的数字。

1957年2月，中南海怀仁堂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务会议。

1800多人坐在台下，马寅初也在其中。

那天会议的话题转到了人口问题上。

有人公开提出，生孩子这件事也应该有计划，全场响起了笑声。

在那个时候，公开谈节育是一件让人觉得新鲜甚至好笑的事。

轮到马寅初发言的时候，他站上台，没有笑。

他说，我们搞工业有计划，搞农业有计划，为什么生孩子不能有计划。

这句话说完，台下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了掌声。

从那以后，马寅初像着了魔一样到处讲这个道理。

他在北大礼堂讲，台下挤得水泄不通。

他在报纸上写文章，从粮食、土地、教育、就业各个角度说同一件事。

他算过一笔账，说照当时的速度涨下去，几十年后中国的人口会涨到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到时候谁都养不活谁。

今天看来这是常识，但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都在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多力量大成了最政治正确的口号，马寅初的话突然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之前夸他的人开始批他，北大校庆那天，有人当众点名要他检讨，他没去。

他躲在家里，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态度。

从那以后，报纸上专门开专栏骂他，校园里贴满了批他的大字报，连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写批判文章。

一个快80岁的老人，每天被这样的声浪包围着。

但他不是完全孤立无援。

周恩来、陈云这些人都私下表过态，说马寅初的观点本身没错，学术问题不能硬往政治上扯。

这些话在那种环境下替他挡了不少更大的灾祸。

他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被关进监狱。

但校长职务是保不住了。

1960年初，他主动辞了职，搬出北大，回到家里过起了半隐居的日子。

他走之后没几年，困难时期来了。

等那段日子熬过去，补偿性的生育潮一下子涌了出来。

人口又开始疯涨。

这时候很多人才慢慢反应过来，当年那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老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国家重新把节育这件事提上了日程。

1979年夏天，北京大学给马寅初送来了平反通知。

这时候他已经97岁了，耳朵几乎听不见，走路要人扶。

听完通知，他没有激动，没有流泪，只说了一句话，希望后来的人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1982年，马寅初在北京去世，活了100岁。

第二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家基本国策。

在我看来，马寅初这辈子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算得有多准。

而是一个人在76岁的时候，面对整个时代的洪流，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还能坐在书桌前说一句我不改。

这需要的不只是学问，是骨头，他明知道闭嘴就能保住一切，但他偏不。

他宁可被人骂成毒草，也要把那套后来被证明是对的的东西说出来。

今天的人回头看那段历史，可能会觉得计划生育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别忘了，第一个把这个词写进国家议程的人，曾经为此付出了整个晚年的安宁。

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最硬的脊梁，不是拳头硬，是骨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