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战地摄影师沙飞因枪杀日本医生被判死刑。聂荣臻签发判决书时，沉默了很久，最后特意交代下属：“他是广东人，临走前，给他弄盘鱼吧！”
 
沙飞原名司徒传，籍贯广东，早年投身革命，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战地摄影从业者，大量记录抗战与根据地建设的影像都出自他手，长期在聂荣臻领导的华北军区工作，二人共事多年，彼此熟悉。
 
1948年，沙飞确诊肺结核，进入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接受治疗，负责他诊疗的是留用的日籍内科医生津泽胜。
 
住院一年多，沙飞病情恢复速度不及预期，他过往听过鲁迅由日本医生诊治后离世的说法，叠加战争时期留下的民族创伤，慢慢认定津泽胜刻意用药加害自己，这类怀疑没有任何诊疗记录可以佐证，医院多次核查药方与治疗流程，均确认处置合规。
 
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按照沙飞要求到病房问诊，开完药物处方转身离开，走出两三步时，沙飞拿出藏在身上的手枪射击，津泽胜当场倒地，在场看护人员上前阻拦，沙飞继续补枪，津泽胜送医抢救无效身亡。
 
事发后沙飞没有主动认错，提交书面材料坚称对方意图谋害自己，案件很快上报华北军区，军区内部出现波动，医院其他留用日籍医护人员产生不安，涉外事件也带来外部舆论压力，军法部门随即启动完整审讯与医学检查流程。
 
聂荣臻接到案件材料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员核实沙飞精神状态，当时的医学检查结论显示神经无异常，按照军队律法与当时涉外人员管理政策，无故杀害医护人员需要承担极刑责任。
 
审理结束，军法处拟定死刑判决书，送至聂荣臻处签字。
 
办公室内没有多余声响，聂荣臻拿着纸质文书，长时间没有落笔，过往共事的片段在此刻接连浮现，沙飞多年奔走前线拍摄、搭建画报、留存革命史料的事，他都清楚，二人之间存在长期共事积攒的情谊，可案件事实清晰，律法底线不能退让。
 
沉默过后，聂荣臻签下自己的名字，文书落笔之后，他没有立刻让工作人员带走文件，单独留下负责后续处置的下属，提起沙飞籍贯是广东，南方人日常饮食习惯吃鱼，叮嘱行刑前给沙飞准备一盘鱼，下属记下嘱托，同步安排伙食与相关事宜。
 
关押等候执行的这段时间，沙飞多次提出要见聂荣臻，他知道二人过往的交情，期待能有转机，当看守告知判决书已经由聂荣臻签字，他没有再继续申诉。
 
执行当日，工作人员按此前交代端来一盘鱼，送到沙飞面前，一盘普通菜肴，不改变既定判决，也无法挽回两条人命与两个破碎的家庭，只承载聂荣臻公私分明之外，对老部下最后一点同乡与旧交的体恤。
 
多年之后，家属持续提交材料申请复审，相关机构重新梳理当年病历、言行记录，确认沙飞作案时存在精神病症，失去行为自控能力，案件得到重新判定。
 
当年津泽胜身后留有家人，沙飞家中子女也长期背负案件带来的影响，整件事留下长久的遗憾。
 
聂荣臻晚年谈及这件旧事，留下相关批示，坦言当年受限于医疗条件，没能察觉沙飞的精神问题，内心始终留有惋惜。
 
法理的判定没有变通余地，一盘鱼的嘱托，则留存下复杂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无法割裂的过往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