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令人惊讶的是，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余下一份，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
 
1983年三月，张大千在台北家中整理画册时身体突感不适，送入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接受治疗，住院二十余天后，于当年四月二日离世，终年八十四岁。
 
他生前早已提前立下书面遗嘱，在离世消息传出后，当地多家报纸同步刊登完整内容，遗嘱里关于书画遗产的分配方式，很快引起普通读者与书画界人士讨论。
 
遗嘱内容写明，张大千自己创作的全部书画作品统一划分成十六份，十五份分配给徐雯波与十四名子女，单独留出一份赠予定居北京的杨宛君。
 
这份遗嘱早在1979年就已经拟定，当时张大千邀请律师、数位好友到场见证，徐雯波也在场全程知晓订立过程，遗嘱原件由专人保管，直到身故后才对外公开。
 
除去分给家人与杨宛君的自作书画，张大千收藏的古代字画全部捐赠公立文博机构，他晚年居住的摩耶精舍宅院，也写明交付文化相关单位使用，个人名下没有大额现金积蓄，身后可供分配的主要财产只有多年累积的画作。
 
徐雯波是张大千第四位伴侣，1949年之后一直跟随张大千辗转各地，晚年定居台湾摩耶精舍。
 
张大千患病住院期间，徐雯波每日往返医院照料，守在病房处理饮食、对接医护人员，直至张大千离世，所有身后事务也由她牵头办理。
 
十四名子女分属张大千前几段婚姻，一部分随父母留在台湾、海外生活，一部分长期居住大陆，遗嘱将十五份遗产均等划分，对应徐雯波与十四名子女，保障每位直系家人都能分得一份作品。
 
杨宛君是张大千第三任伴侣，年轻时本是北京曲艺表演者，1935年与张大千相识成婚，之后跟随张大千前往敦煌临摹壁画，戈壁生活条件简陋，她全程负责起居，在洞窟内举灯辅助张大千长时间作画。
 
时局变动后，张大千只争取到三张离境机票，最终带着徐雯波与一名子女前往台湾，杨宛君留在北京，二人自此分隔两岸三十余年。
 
杨宛君没有和张大千生育子女，独自在北京生活，依靠手绘灯笼、扇面维持日常开销，常年没有亲属陪伴。
 
当年二人分开之后，两岸通信往来受限，杨宛君很少收到张大千的消息，也没有经济接济，身边亲友大多以为张大千早已淡忘这位早年相伴的人。
 
遗嘱见报后，不少人意外于张大千单独为杨宛君预留一份遗产，张家部分亲属起初对此存在不同看法，但遗嘱为张大千生前自愿订立，具备完整见证手续，分配安排依照他本人意愿执行。
 
消息传到北京，杨宛君看到报纸刊登的遗嘱内容，没有激烈情绪，只是简单感慨一句，没想到分隔这么多年，对方还记着自己。
 
当年在敦煌共处的经历，是二人共同的长久记忆，张大千晚年订立遗嘱时，特意单独标注杨宛君的名字，没有将她归入子女亲属序列，单独分出一份书画，算作对早年相伴岁月的交代。
 
整件事没有多余波澜，遗产分配按照遗嘱逐步落实，捐赠文物与宅院的流程同步推进。
 
大众从这份简单的遗产划分里，看到张大千对晚年相守之人、一众子女的安置，也看到他没有因为数十年分离，抹去早年与杨宛君共同经历的过往，一纸遗嘱留存下跨越海峡、时隔半生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