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态度明朗了！高市早苗放话，今年去深圳开峰会不愿见到中方。看来国内右翼给了她不少底气。但照此下去，中日博弈真要被她推向深渊。她到底是不想见，还是根本不敢见呢？外交场合有时很像一桌饭局，菜还没上齐，客人先站在门口宣布“不想看见主人”。这话听着硬气，细品却有点心虚。

高市早苗眼下最难处理的，并不是一场会见，而是她已经把自己的回旋余地越压越小。6月24日，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高市早苗不愿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中方举行双边会晤。
消息传开后，日本国内一些保守声音把它看成强硬表现。然而，这件事仍有一个重要前提：所谓“不愿会面”并不是日本政府发布的正式安排，也不是高市早苗本人面对记者作出的公开宣布。
深圳峰会还有近五个月，各方行程和双边会谈都没有完全确定。而且就在6月初，高市早苗还公开表示，日本对同中国开展对话保持开放，双方也在不同层级进行沟通。
这与“不愿见面”的消息放在一起看，东京释放的信号其实相当矛盾。一边强调愿意谈，一边又通过匿名消息表示不想见，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并没有找到处理对华关系的统一办法。
强硬姿态可以拿来回应国内舆论，但经贸和安全问题，最终还得有人坐到谈判桌前解决。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确定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日本是亚太重要经济体，参加会议并不奇怪。去年10月31日，高市早苗曾在韩国庆州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同中方举行约30分钟会谈。

双方当时都表示要推动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可这段缓和气氛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谈到台湾地区局势时，把有关情况同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
这个法律概念并不是普通的外交用语，它可能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重要依据。过去的日本政府在类似问题上大多保持模糊，不轻易公开讨论是否军事介入。
高市早苗却把这种可能性摆到了国会记录里，等于主动触碰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一根线。中方随后要求日方纠正相关言论，日本政府则强调立场没有改变，也没有撤回高市早苗的说法。
双方各自守住原有表态，中日高层接触因此明显减少。到了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相关物项流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可能帮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和用途。
2月24日，三菱造船、川崎重工航空航天系统等20家日本实体又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军事及相关用途，并不是简单停止全部宣布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禁止相关物项流向中日贸易，但它释放的政策信号十分清楚。

压力很快传到了日本制造业，中国海关5月数据显示，对日本出口的氧化铽和氧化镝继续为零，氧化钇出口也处在很低水平。这些材料广泛用于高性能磁体、汽车、电机和精密设备。
日本虽然多年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但在部分重稀土和中间加工环节，短时间内仍难完全绕开中国。供应减少不一定让工厂马上停产，却会迫使企业消耗库存、寻找替代渠道，并承担更高成本。
6月22日，住友电气工业负责人在北京参加行业活动时直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需要与中国政府对话，否则日本制造业会遇到问题。这句话来自企业，而不是外交部门，分量反而更加现实。
企业关心的是材料能否按时到货，订单能不能完成，工厂是否需要减产。政客可以用一句强硬表态赢得掌声，企业却无法用口号制造稀土，也不能让成本凭空消失。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5月22日至23日，日本外务和经济产业部门官员仍然来到中国苏州，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双方关系虽然紧张，实际工作并没有完全中断。
日本真正采取的做法，是安全上向中国施压，经济上又尽量保留联系。这种两条路线同时推进的政策，在局势平稳时或许还能维持，一旦摩擦升级，就容易相互冲突。
高市早苗在国内确实拥有较强的政治基础，她领导的自民党在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这给了她推动安全和经济政策的底气，但并不代表日本社会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强硬路线。日本《每日新闻》5月下旬的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50%，连续三个月下滑，18岁至29岁人群的支持率也首次跌破五成。
选举胜利可以增强权力，却不能消除物价、就业和产业成本带来的压力。所以，高市早苗现在若同中方见面，就必须回答几个难题：涉台言论是否调整，出口管制如何处理，双方外交接触怎样恢复。
她若没有新的方案，会面很可能只是各说各话；她若作出调整，又可能受到国内保守势力批评。所谓“不愿见”，背后不一定只是强硬，也可能是暂时找不到能够同时向国内和国外解释的说法。
拒绝见面可以推迟难题，却无法让难题自己消失。在我看来，中日关系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某一场会谈取消，而是双方逐渐失去处理分歧的有效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