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荷兰人镜头下的慈禧太后葬礼场面，官员跪拜致哀，仪式极尽奢华不逊帝王！
1909年10月下旬的一个阴冷早晨，来自荷兰的摄影师杜米斯在北京通往东陵的官道旁架好木制三脚架，他调焦距时自言自语：“只要再靠近一点，就能把这支异国罕见的送葬大队拍得清清楚楚。”同行的翻译咕哝：“可千万别被御前侍卫发现，不然咱俩就回不了船了。”短短几句对话，道出那场全球瞩目葬仪的紧张气氛。　
镜头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最先映入底片的是近乎等身高的纸人纸马，衣袍猎猎，乍看如同真兵列阵。木架下细细的绳子和砖块被刻意藏匿——工匠担心北风作乱，便悄悄把纸人“钉”在黄土路面上。紧随其后的，是一方方鎏金匣子与朱红仪仗，通体涂漆的浮屠灯高过肩头，明晃晃似要把天色点亮。杜米斯按下一次快门，却怎么也拍不完这绵延的盛景。

回望数年前的1903年，颐和园里还是另一番光景。乐寿堂前，七旬的慈禧倚靠太师椅赏雪，德龄握起新式相机逗趣，李莲英悄悄撑伞遮风，崔玉贵捧着温茶候在一旁。“太后，咱们照张相吧？”德龄软声央求。“好啊，让天下都看看哀家还精神着呢。”端坐的老妇人微笑颔首。就在这悠闲的午后，远处昆明湖冰面已结，北洋大臣们却在内阁急电南方督抚，调兵驻防。宫墙内外，两种节奏泾渭分明。
时间倒退到1900年8月14日，城头炮声震得瓦松纷落。慈禧挟光绪星夜西行，浩荡车马蜿蜒百里。帐篷夜话中，老佛爷仍不忘点戏，“今晚唱《四郎探母》，不可走调。”一名小太监轻声应是。沿途百姓看得目瞪口呆：前头是满载金银的辎重车，后头是鼓乐班与御医燕居随扈。三个月后，辛丑条约尘埃落定，军机处核算出的4.5亿两赔款让国库元气大伤，可回京的行程依旧不能少一辆车、少一面幡，一切得合乎祖制。

祖制，恰是理解这场葬礼的钥匙。自汉以降，帝后入葬需“生者事之如生，死者事之如生”，纸扎明器乃沿袭千年的仪范。只是到了清末，造办处将尺寸推到极致：活人多高，纸人亦多高；真兵列队时用的马槊、羽仪，全数按制复刻。对工匠来说，这是一次技艺的终极考题；对朝廷来说，则是维护体面的最后倚仗。
1908年11月14日，33岁的光绪皇帝弥留；两日后，73岁的慈禧也在紫禁城仪鸾殿咽气。西洋画师巴尔蒂绘下两具遗体的素描——画中靠墙的油灯、檀香烟线，为后世留下罕有的室内景象。可陵寝未完工，遗体只能暂厝长寿宫，棺木四周陈列着镇库宝铳与避邪钟磐，日夜有御前侍卫轮流守护。

赶工持续了近一年。普陀峪内，新挖的地宫深达数丈；来自川渝的金丝楠原木被刨成厚板，拼成丈余长、重约八千斤的棺椁，底部镶嵌一万二千余颗东珠，用意是“海晏河清”。到了1909年11月9日，官道铺满黄色细沙，十二声铜铙击罢，抬棺的120名壮丁分四班列阵。有人暗算过，若无换手，这口棺要四十人才能撼动，而礼部坚持“楚腰纤细”，于是一班三十六人抬、余人随时顶替，汗水滴在金漆龙纹上，蒸起白雾。

最惹眼的，还数那艘纸糊“法船”。长近六十丈，楼檐雕栏，连桅杆上的缨络都用绢线绣成。据说完工时，工费已超过两万两白银。送抵陵前，它并未随棺入地，而是在坛场外连夜点燃，火光冲天，照得百官面上泪珠暗闪。有人低声问：“烧了多可惜？”旁人答：“祖制如此，金帛灰烬化云梯，好走。”
大队返回京城时，杜米斯在马车上回望，只见官道恢复了尘土飞扬，纸灰随风而去。他按下最后一张胶片，心想：这幅场景，也许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