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李茂堂只身来到延安请求重新入党，毛泽东现场询问大家谁愿为他做入党介绍人？
1943年6月的一天傍晚，南京中统本部升降机里挤满了情报员，朱、CC两派正面交锋的余波让走廊里火药味弥漫。升迁名单还没贴出，玻璃门口的李茂堂低头掐灭香烟，心里却在盘算另一套账——内斗的缝隙，往往就是送情报的通道。
谁能想到，这位眼下看似顺风顺水的少校三年前还是上海反省院的“政治犯”。1935年冬，他因躲过一次突然袭击，被迫走进敌人设好的甬道。面对徐恩曾的软硬兼施，他提出一个条件：任何报纸不得登载“自首”字样。对方一愣，随即点头。就这样，档案里写下了“策反成功”，而真正的潜伏战才刚刚开始。

翌年春天，中统下令缉拿在天津辗转的王超北。李茂堂奉命出差，却在车站“迟到”两小时，错过最佳抓捕时机，顺手把一封写有“暂避风头”四字的小纸条塞进了老友手中。任务告吹，他被关进审查室。三天后，徐恩曾却破例给他记了“忠勇”一功，理由是“努力过”。信任由此建立。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南京高层急得团团转，陈立夫竟拉着李茂堂出主意。“空投敢不敢？”他只说了“敢”，随后拎着降落伞登机。飞机刚越秦岭，他已推门纵身而下。降落伞挂在枯树顶，夜风凛冽，他翻窗钻进一户武姓远亲家。次日混进城门，却被东北军识破关进警备司令部。周旋数日后，因周恩来斡旋，加上各方急于和平收场，他被默许离城。回到南京，军统、中统两家正争功，蒋介石见了他，随手在少校任命书上批了字，这张纸成了日后他在西安的“通行证”。
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安成了西北兵站。李茂堂借口“剿匪”回乡，实则为掌控陕西调查室做铺垫。1939年秋，他托人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带去口信：“老朋友在城里，线路未断。”王超北收到消息，只回复四字：“马不停蹄。”自此，一条看似属于中统、实则通往延安的暗线恢复畅通。

派系火并在1943年达到高潮。朱家骅集团要争西北情报权，一纸委任状要把陕西调查室交给王季高。李茂堂却在例会上“无意”抛出一叠账册，点出某些经费流向不明，两派当场扯破脸面。徐恩曾冷眼旁观，最终让他出任主任，顺势坐稳“西北耳目”交椅。事实上，这本账册正是他夜里连抄带编的“材料”，目的只在加深内部裂痕，为自己争取更大回旋空间。
1944年夏天，谷正鼎奉命在郊外修建“集中营”，准备关押各地被捕共产党人。消息传到李茂堂耳边，他连夜布置“搬迁演习”，将几十名同志转入乡间窑洞。等上级派人点验时，只剩空房和两只驴。焦头烂额的谷正鼎被迫背锅，陕西调查室不再是他能插手的地方。

日本投降后，延安急于核实各条潜伏线上人员去留。1945年8月，李茂堂化名“张怀忠”，随邮电检查团赶赴陕甘公路。抵延安时，李克农、罗青长仔细追问三昼夜，他把十年暗线细节一一摊开。毛泽东批下“特别党员”四个字：“此人身份特殊，原籍未改。”临行前，社会部递来一份假电报，标题写着“某邮电员态度可疑”，正好替他插上新的伪装翅膀。
内战骤起，胡宗南率重兵西进。1947年春，西安大搜捕，王超北被捕。李茂堂在禁闭室里演起“戒毒”戏码，口吐白沫引来军医，趁乱递进药瓶里的密信，半夜便有人潜入监牢，胖子被换了出来。此役之后，胡宗南对这位“忠诚的少校”更是倚重。

1949年春节刚过，第一战区在宜川败北，胡宗南萌生“焦土”退兵之计，计划在西安城下埋设炸药。李茂堂主动请求担任撤退工程的“技术督察”，暗中把炸药一箱箱转移到渭河北岸。5月中旬，解放军逼近古都，城墙下的暗洞已是空壳。有人建议引爆，他却举手反对：“城还要守，百姓无辜。”这番看似忠告的话让胡部再度犹豫，最终留下完整的西安城墙。几天后，西北野战军渡渭而入，城门大开。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调任国内贸易部。频繁的失眠和旧日鸦片留下的暗伤，折磨着这位昔日潜伏者。1953年5月，他在北京病逝，年仅47岁。档案上那行字始终没改：陕西调查室少校主任。真相封尘多年，唯有当年通过暗线抵达延安的万千情报，仍在史册里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