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北平南撤时，保密局近一百人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坐飞机离开而陷入了慌张中，从北平飞青岛的包机费用要20万美金，中统北平负责人张庆恩是谷正文佩服的人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他给谷正文推荐了一个人叫孙耕南，出了个绝对能解决经费的主意，抢银行。于是他们组成了四人抢银行小组，目标是天津商银北平分行。
1948年底，那时候的北平，明面上还是古都的宁静，可私底下早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的军队在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的达官显贵们整天忙着往箱子里塞金条，盘算着怎么往南京、往广州、往台湾跑。可您知道吗？在那群平日里威风八面的特务圈子里，竟然也上演了一场因为“穷”而引发的荒唐剧。
当时的局势是，解放军已经快把北平给围成“铁桶”了。保密局在北平的这些特务，手里抓着不少血债，他们心里最清楚，一旦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这帮人基本就没活路了。
撤，是必须撤的。可怎么撤？
那时候陆路早就断了，只能走空运。保密局北平站的首脑们，比如咱们熟知的那个谷正文，那是必须得走的。可底下还有近一百号基层特务和家属，这帮人怎么办？
毛人凤在南京发了话：自筹经费，自寻出路。
最让这帮人绝望的是，当时的金圆券已经贬值得跟废纸没什么两样了。去黑市上一打听，从北平飞往青岛或者南京的包机，开口就要20万美金。
保密局北平站的账上，翻遍了也只有几捆印得精美、却买不到一袋面粉的金圆券。这一百号特务在北平的寒风里，个个面如死灰。他们发现，原来杀人越货在行，到了逃命的时候，没钱真的能憋死英雄汉。
就在谷正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想到了一个人——中统北平负责人张庆恩。
在特务这个圈子里，军统和中统向来是死对头，互相拆台是常有的事。但谷正文这个人很特别，他虽然心狠手辣，但他有个毛病：佩服有真本事的人。张庆恩就是他眼中为数不多的、能让他高看一眼的对手。
谷正文去找张庆恩，其实是想借钱，或者是想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路子。张庆恩冷笑一声：“谷兄，这都什么时候了，谁手里还有现大洋？不过，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人兴许能帮你把钱‘变’出来。”
这个人，就是孙耕南。
孙耕南是干什么的？他名义上也是圈子里的人，但骨子里其实是个老江湖，路子野得惊人。张庆恩对谷正文说：“这孙耕南不仅胆子大，而且对北平的地形、各大银行的虚实摸得门儿清。你要是真想搞到那20万美金，找他，准没错。”
谷正文和孙耕南一碰头，也没什么废话。谷正文说：“孙先生，兄弟我现在缺20万美金送弟兄们南撤，您给指条明路？”
孙耕南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抢银行。”
孙耕南目标选得很准：天津商银北平分行。
为什么选这家？孙耕南分析得头头是道：第一，这家银行最近刚调拨了一批准备应付提现的硬通货；第二，银行内部的防卫在他眼里就是纸糊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现在兵荒马乱，抢了银行往保密局的吉普车里一钻，谁敢查？谁能查？
于是，一个由谷正文、孙耕南领头的“四人抢银行小组”迅速成立了。
在出发前，谷正文其实心里也打鼓。他不是怕法律，他是怕万一失手，这脸可就丢到南京去了。但看着底下那一百号眼巴巴等着逃命的弟兄，他心一横：反正都是死，不如捞一把大的。
行动那天，北平的天气阴沉沉的，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疾走。
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停在了天津商银北平分行的侧门口。谷正文坐在车里接应，孙耕南带着两名杀手，腰里别着美式无声手枪，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银行。
过程顺利得让人想笑。
当时的银行职员也早就在人心惶惶中磨洋工，保安更是形同虚设。孙耕南他们亮出保密局的证件，谎称要“查封违规资金”。等进了库房区域，枪口一顶，那些职员个个吓得瘫倒在地。
孙耕南真是个行家，他让两名特务负责装箱，自己盯着表。不到十分钟，几口沉甸甸的箱子就被抬到了吉普车上。
里面全是黄灿灿的金条和绿油油的美金。
没有电影里的激烈火拼，也没有街头追逐。这帮人利用职权之便，干了一场最地道的强盗勾当。等银行反应过来报警的时候，谷正文已经带着这笔“血命钱”回到了保密局的秘密据点。
那20万美金的包机费，就这么“凑”齐了。
钱到手后，谷正文没有食言。他立刻联系了包机，在那几天的夜色中，一架架飞机从北平南苑机场腾空而起。
那近一百号保密局的特务和家属，就在这种极度荒诞的方式下，离开了这座即将拥抱新生的古城。他们坐在机舱里，看着脚下渐渐远去的北平，心里可能既有死里逃生的庆幸，也有某种说不出的颓丧感。
一个政府的特务机构，沦落到要靠蒙面抢银行来维持运作和撤退，这本身就是这个政权彻底腐败、崩塌的最有力证据。
后来，谷正文逃到了台湾，成了蒋经国手下的重臣，继续干着那些暗杀、破坏的勾当。而孙耕南，这个在乱世中为他们“指点迷津”的奇人，却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失去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