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大批解放军战士被蒋军俘虏，但解放军战士显然不服。他们的武器装备被收缴，并被要求站列成队。因为解放军在大同、集宁一线战败，他们才被蒋军俘虏。虽然，他们丝毫不畏惧，但他们的命运却从此攥在了蒋军的手中。
蒋介石在1946年7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的底气是真足。咱们不妨先看一眼当时国民党手里捏着怎样一把“好牌”：他们拥有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和后方机关加起来，总军事力量高达四百多万人。更夸张的是，他们不仅接收了一百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背后还有美国在军事和财政上的巨大输血。那时候的美国，正试图取代德日帝国主义的地位，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给蒋介石撑腰的力度空前绝后。
反观咱们这边呢？历经八年抗战，战士们极度疲惫，装备和数量都远不如对手。解放区的人口只有一万万出头，而且很多地方的土地改革还没彻底完成。
这种极其悬殊的账面数据，让蒋介石阵营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盲目自信。他们喊出了“只须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狂言。当张家口被国民党军占领的那天下午，蒋介石立刻下令召集他的伪国民大会，美国人也跟着手舞足蹈，仿佛反动统治从此安如泰山。咱们在大同、集宁一线的战败，正好成了他们狂欢的下酒菜。
但毛主席在洞察这一切后，给出了一个极度冷峻且深刻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仗拼装备固然重要，可战争走到最后，较量的往往是背后的政治基础和人心向背。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援，仅仅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以及老百姓的拥护，才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咱们的军队之所以能在极其被动的局面下扭转乾坤，靠的是一套把战争逻辑吃透了的战略战术。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和咄咄逼人的态势，咱们压根不去硬碰硬。你蒋介石想要地盘、想要大城市，那就给你！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讲得明明白白：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绝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想想1947年3月的延安保卫战。胡宗南带着25万精锐大军气势汹汹地扑向延安。延安那可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换作一般人，拼了老命也得死守。但为了全局，咱们说撤就撤。毛主席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前后转战了37孔简陋的农家窑洞。在这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主席从容不迫，硬是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得精疲力尽。彭老总带着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连打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直接吃掉敌人一万四千人。那时候主席有句底气十足的话：“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11月这短短十七个月，咱们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六十九万人！这串数字的背后，是蒋介石的高级指挥官像走马灯一样被撤换，刘峙、薛岳、汤恩伯、杜聿明，哪个不是灰头土脸？敌人的战略打算，彻底输了个精光。
如果说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是锋利的刀刃，那么后方老百姓的倾力支援就是厚重的刀背。咱们没有美国人的飞机大炮空投补给，咱们靠什么？靠的是千千万万推着小车、纳着鞋底的普通老百姓。
在山东临朐县档案馆里，至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军鞋账》。这本只有72页的小册子，是1948年大关区北草山亭村妇救会会长张鹏英和村会计一笔一画记下来的。里头密密麻麻写着哪家领了多少麻、哪家支了多少鞋底片。那个年代，张鹏英大姐带着全村妇女，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红了眼睛，一年就做出了1500多双军鞋。
那活儿极其费手，麻线得在腿上搓，小腿经常被勒得通红。为了让战士们急行军时不磨脚，鞋底得用碎布层层粘好，用大石头压实，再用铜锥子一针一线地生生扎透纳紧。更震撼的是，1948年冬天，米山区的妇女们仅用4天时间就赶制出军鞋5万双。
这千针万线缝进去的，全都是老百姓对咱们子弟兵的骨肉亲情。
老百姓凭啥这么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凭啥宁可自己吃树叶、咽糠菜，也要把仅有的小米、白面送给前线？秘密全藏在土地里。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咱们在解放区彻彻底底地平分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枷锁被彻底砸碎！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就知道这仗是为自己打的，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饭碗和新生活打的。
淮海战役，这种群众基础爆发出了毁天灭地的力量。当时有543万支前民工，推着小车，挑着扁担，冒着敌机的轰炸给前线送给养。临朐的“挑子营”连夜冒雨行军，一百多里路，脚底板磨破了鲜血直流也绝不停下。
1949年元旦，大雪封地，被包围的蒋军饿得杀战马充饥，俘虏的口袋里竟然装着切碎的马皮。而咱们的战士呢？在战壕里吃着后方送来的热腾腾的白面肉包子。战士们把包子挑在刺刀尖上大喊优待俘虏，没过多久，就流传出“一个馒头俘虏一个排”的奇景。蒋介石手下的兵本来就是抓壮丁来的，一看这阵势，彻底丧失了斗志，成排成连地跑过来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