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华侨商人唐纳回到祖国，受到两位中央首长特别接见，他背后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1935年秋夜，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英文报馆灯火未熄，排字机震动的嗡鸣与外滩汽笛声交织。一名二十一岁的年轻编辑端着咖啡穿梭在铅字间，纸张被灯光映得透亮。人们只道他姓唐，性格温和，其实这位“唐纳”另有真名——马季良。他手中那一叠叠改好的时评，比任何暗号都来得隐蔽，也更锋利。
马季良生于1914年江苏，出身铁路翻译世家。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伯父。读中学时，“九一八”烽火蔓延，校园里掀起抵日集会，他写的社论被贴上布告栏，第一次尝到文字的分量。不久，圣约翰大学向他敞开了大门。别看这所教会名校门禁森严，地下社团却活得很旺，救国、抗日、进步思潮在课堂之外暗流涌动。他在此握紧了笔，也悄悄递出了第一封情报。
学业间隙，他混迹于虹口的电影公司，当过编剧也在镜头前跑过龙套。对外说是追梦，其实更像练功：灯光、镜头、布景，教会他如何在人群中不露声色地转换角色。这份本领，后来在隐蔽战线上要命地好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报纸成了话语战场。马季良先在一家国民党背景的日报当主笔，暗里却把版面动刀，悄悄塞进进步社论，利用特约通讯、读者来信夹带口令。彼时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定期把情报送交上级。一次例会上，主管冷不丁提醒：“字里行间也要戴上面具。”他心领神会，从此在文字里安插更多层暗语。
1946年，重庆谈判破裂，浓云压向江南。彼时的潘汉年在香港布设新的情报枢纽，急需老练记者撑场面。于是，马季良南下，接掌《文汇报》港版。地盘是租来的，话筒却能传遍南洋，他与民革人士谈合作，与旅港工会共策宣传。暗夜里换版面、用眉头距离暗示密码，成了那座城市特有的电波。
1948年秋，潘汉年递来一张船票。“去海外守一盏灯，”他只说这七个字。马季良即刻收拾行李，从启德机场飞抵纽约，旋即转往巴黎。等候他的不是鲜花，而是一家街角的中餐小馆。厨师、账房、酒水招呼，全由他一人兼任；来往吃饭的华侨、驻法记者、各国外交官，成了另一张“通讯录”。陈润琼也在此时出现——她是联合国华裔翻译，父亲曾供职国民党中央外交部，家学渊源加上流利外语，为“唐老板”打开了许多大门。婚礼低调却热闹，从此巴黎的塞纳河畔多了一处中国味，也暗暗系着一条信息航线。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他像普通侨领那样张罗饭局、赞助留学生会，外界对他的评价只有“好说话的老马”。真正的工作藏在后厨：账本夹层里放报纸剪报，酒柜后暗格里存折线电码。法国警方查过税务，没闻出一点火药味；老马笑着递上完整账簿，水也没能泼进来半滴。
1978年3月，北京的春风翻过长城。中共中央调查部把一份特别名单送到中南海，叶剑英看到那熟悉的名字，提笔圈出。“请他回来走走。”数周后，马季良持一本特别护照经香港飞抵广州，再乘火车北上。玉泉山小楼里，叶帅握着他的手：“你辛苦这么多年，祖国记着。”陪同的罗青长只是莞尔。三人只留下一张黑白合影，随后被封存档案柜。
离京前，马季良悄悄去了趟上海。深夜十点，他和老友夏其言在淮海中路一间小茶楼坐了不到半小时。“外面的风向？”夏低声问。“变了，但船还在航道上。”他放下茶杯，拢一拢风衣离去。第二天，他已悄然飞回巴黎。

1985年，国家安全部成立后首次邀请老马回国作闭门汇报。他递上厚厚一摞手稿，上面列着海外僑团、人脉脉络、及可能被渗透的渠道。会后，他只说：“余下的事，你们年轻人干吧。”
1988年5月，一场肺癌夺走了他的呼吸。临终前，他把半生珍藏的新闻手稿与破旧手摇密码机交给女儿，嘱咐“日后或许用得上，也可能永远封存”。骨灰按照遗愿洒入塞纳河，浪花翻涌，然后缓缓流向大西洋。
在纸媒、胶片、炒勺和密码之间，马季良演了一辈子多角戏。镜子里倒映的角色层层叠叠，映不出一句自白，却映出了那个年代隐而不宣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