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也曾长期推行科举制度，设有乡试和殿试，但进士实际含金量为何并不高？
1785年早春的汉城，一名年满十六岁的少年被父亲带到宗庙前，接过一块做工考究的象牙腰牌。父亲拍着他的肩，低声嘱咐：“记住，这不是装饰，而是路引。”少年应声：“孩儿明白。”这段简短对话，道尽了两班家族对身份印记的珍视，也揭开了朝鲜科举与社会阶层纠缠不清的帷幕。
溯源而上，958年，高丽王光宗引入唐制开科取士，本是为了招徕人才、稳固王权。科举分文武两途，名义上人人可报，实则在报名的第一道门槛——“生员、进士试”便划定了一条深沟。户籍若列在商、工，或被冠以“贱籍”标签，连迈进考场的资格都难以获得。能顺利入闱者，清一色是两班子弟，他们背负着家族荣耀，也享受着土地、兵役豁免等特权。

两班原为官品称谓，到了16世纪后却逐渐演变为几乎可继承的世家身份。王室在倚重文臣治理国家的同时，也默许乃至鼓励这种固化——贵族越稳，藩篱越牢，朝堂越易控制。史料统计，朝鲜后期约八成以上中枢官职由两班出任；偶有寒门通过门生册脱颖而出，多半也止步于中下阶。社会流动的窄门，由此几乎闭合。
名额设置更透露出制度的刻意。资格试，全国每届只收二百余人；两年后乡试，再剔除近半；跨进会试大门者，已是千里挑一。至于三年一次的殿试，只留三十三席。若与明清鼎盛时动辄数百至数千进士的规模相较，高下立判。考试内容表面沿袭“四书”“五经”，其实格外强调对王命、家法的阐释，策问常以“封疆、宗社、名分”为题，指向单一价值：君主之下，万事有序。

更耐人寻味的是“别试”。新王即位，或重大典礼前夕，已及第的年轻官员被召回再考，一旦未能切中“圣意”，曾到手的功名便烟消云散。类似的“回炉”，看似巩固学术水准，实为再次筛选政治忠诚。对那些怀抱出仕梦想的寒门子弟而言，纵然幸运闯过重重关隘，也难保日后不被“一纸诏书”打回原籍。
腰牌制度将这种层级差别直观化。象牙雕龙者限王族与高官，牛角属次等，平民与庶子只能配木牌，至于白丁、奴婢根本不在序列。官府门口的守卫只需瞥一眼腰间，即可判断来者是否有资格呈上试卷。科举于是成了两班代表权力与文化双重垄断的保险栓——用朱笔评卷，却也用木牌设限。

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录取如此苛刻，科举为何还能延续近千年？原因在于其象征价值。拿到“文科及第”四字的不仅拥有俸禄，更握有对乡里的支配权，足以在家族谱牒中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王朝而言，这是一种廉价而高效的治理工具：以圣贤之学包装政治选拔，筑起贵族共识，同时维系社会表面的向上通道，避免更剧烈的阶层冲突。

然而代价也同样明显。19世纪末，朝鲜已在列强压力与内部保守夹击中举步维艰。地方上，两班子弟空谈理学、厌弃务实技艺，军额却因免役制而枯竭；城市商民无法迈入仕途，另辟路径投向外贸与洋务，新旧矛盾日益尖锐。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传统科举仍在运转，却已如古钟余响。至1907年辛未改制，殿试停办；1910年日韩合并后，这套千年旧制彻底作古，两班贵族的特殊地位亦随之坍塌。
回头审视，朝鲜科举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一场本土化的权力工程。考试的榜样源自中原，规则的核心却牢牢围绕“谁能参与”而布置：名额有限、身份门槛高、资格随时可动摇。它曾让胄子们披锦还乡，也把无数寒门子弟挡在宫墙之外。知识与权力原本该相辅相成，可当后者借制度牢牢攥紧，前者往往沦为附庸；一旦时代风向骤变，这种建立在封闭循环上的稳定便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