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宴上，我那刚读完研的侄子，端着酒杯，满面红光地站起来，对着一大家子人高声说：“我三大爷，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桃李满天下！”
一句话，满桌子人突然就静了。
我哥夹着的那颗花生米，停在半空。旁边嫂子的笑，也僵了一下。屋里只剩下抽油烟机单调的嗡嗡声。
侄子没觉察出不对劲，还在那儿等着碰杯。
“教师”这两个字，没错，我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可退休十年了，我听着，就是觉得哪儿空落落的。
这时候，饭店老板亲自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鱼进来了。他把鱼往桌子中间一放，两只油乎乎的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然后直直地冲我走过来，猛地一躬身：
“王老师！您也在啊！我儿子当年要不是您天天放学后给他多补那一小时课，连高中都考不上！”
老板嗓门极大，整个包厢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看见我那侄子，脸“刷”一下，从红变白，端着酒杯的手，默默地放回了桌上。
一桌子人，又活了。我哥那颗花生米，稳稳当当地放进了嘴里。
干了一辈子，退休十年，才咂摸出味儿来。“教师”，是写在档案里的两个字，退休那天就没了。
“老师”，是刻在人心里的两个字，一辈子都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