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坤，生在湖北石首，1931年参军，1932年入党，是老红军，也是一路从长征走出的"兵马粮草官"。打仗靠子弹，子弹靠后勤，他用实打实的账本撑起了整个战场。

到了1949年，上海刚解放，三野正部署攻打厦门和金门，他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十兵团后勤部长。任务紧、物资源头刚稳定，他连家都没安稳住，就带着妻子葛玉芳、儿子李新国踏上赴任的路。

那年7月底，他从杭州出发，沿途几乎没歇。同行的有一个警卫排，两辆军车。路经嵊县长乐，地方同志再三劝他休息一晚，提醒前方的山路危险，土匪密布，领头的安我华凶残无比。

可李厚坤也是个硬骨头，觉得既然带着装备齐整的警卫排，没什么可怕。更重要的是，他心急如焚——厦门战役的物资调度都在等他批签。那时候的人有个习惯，任务在身，命也算在军令里。

但他没想到，就在区中队附近，土匪的眼线早已盯上了他们。车刚出长乐，安我华便召集了三百多名手下，在胡村桥头布下伏击。 夜色压得山路低沉。

车队刚拐过弯，就被一截横倒的树干拦住。司机警觉地一脚刹车，喊："首长，小心！"李厚坤正准备下车查看，枪声已经从山坡响起。雨点般的子弹倾泻而下，树叶被打得沙沙作响。

这支警卫排是跟着李厚坤从苏南一路过来的，全排手里都有家伙，反应也快，立刻散开抢占路边的掩体还击。可三百多人对着不到三十人打，人数的差距摆在那里，没法讲道理。

安我华这个人不是普通山贼。他在浙东山区盘踞多年，打过国民党的残部，也打过地方武装，手下的人熟悉这一带的每一道沟壑。他选这段路伏击，是因为两侧山坡高，车辆绕不开，是天然的包围圈。枪声一响，退路就堵死了。

李厚坤趴在车后，能清楚地听到子弹打进车门的声音。葛玉芳把李新国压在身下，死死捂住孩子的嘴。警卫排长大声喊："弹药不多了，得撑住！"

李厚坤心里明白，单靠这个排拼不过去。但他当年在长征路上，饿着肚子翻过的雪山何止一座，这种时候脑子反而清醒。他抓住间隙，把战士分成两组，一组掩护火力，另一组设法找掩体往侧翼移动，试图打乱土匪的节奏。

"生死有命，我辈所争者，不过是多为百姓争一分太平。"这句话是李厚坤后来在回忆录里自己写的，说是从政委那里听来的，打仗打了十八年，那句话记到了骨子里。

交火还在继续，山坡上的枪声没有减弱的意思。地方区中队的人听到动静，正在赶来的路上——但那段路有多远、能不能赶得及，谁也说不准。

李厚坤没有停下等，一边指挥还击，一边清楚地知道，厦门战役的物资调度仍然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第十兵团兵力刚整编完毕，渡海作战的船只、弹药、粮草的分配方案还没最终落地，他这个后勤部长一天不到位，方案就一天没法合拢。

那一夜究竟怎么收的场，能不能全身而退，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