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卢秀燕此前曾对军购预算“下指导棋”。卢秀燕接受媒体采访，针对军购预算她主张，最优先的应是让官方对官方的军购大约新台币8、9千亿元通过，然后接着商购、委制的部分，可以考虑放在明年度预算编列，如此就不影响到两者都有，又可以发展防卫能力，同时也加强对外军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都可以兼顾。

军购预算卡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真正麻烦的地方，不只是“买不买武器”，而是谁来决定先花哪一笔钱、哪一笔钱可以缓一缓。5月7日，卢秀燕又把话说到台面上：官方对官方的军购，大约新台币8000亿到9000亿元，应该优先放进特别预算通过；商购、委制这些项目，可以改由明年度预算安排。
她把一整包预算拆成两段，等于是给蓝营内部和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都递出一套折中方案。这句话听起来像财务安排，背后却是一场政治拉锯。

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原本推动的是8年新台币1.25兆元防务特别预算，防务部门4月21日公开部分报告，说明这笔钱上限为1.25兆元，规划用8年时间，通过军购、商购、委制等方式，取得7大类装备和系统。也就是说，原版设计并不是只向美国买武器，还包括本地制造、本地采购、产能扩建等内容。
从公开资料看，无人载具及其反制系统金额约新台币3350亿元，其中包括锐鸢二型无人机、滨海监侦型无人机、垂直起降智慧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自杀无人艇等项目。防空、反弹道和反装甲飞弹金额约5500亿元，里面也有强弓系统、标枪飞弹、拖式2B飞弹等。
对普通民众来说，这些名称听着复杂，但可以简单理解为：一部分是买现成武器，一部分是让岛内厂商或机构参与制造和整合。所以，卢秀燕的说法并非单纯“支持军购”四个字。
她是在说，外部军购先走特别预算，减少外界对拖延军购的质疑；岛内商购和委制改走年度预算，避免被外界批评一次授权太大、看不清钱花到哪里。这套说法的好处是好懂，坏处也明显：一旦拆开，原本连在一起的作战系统、供应链和产能安排，可能会被分成不同年度慢慢审。

5月6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第4次协商防务特别条例草案，仍然没有在采购项目和预算金额上谈出共识。公开报道显示，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版本是1.25兆元，民众党版本约4000亿元，国民党版本则是3800亿元加“N”。
协商没有结果后，最快5月8日就可能进入院会处理程序。这就解释了卢秀燕为什么选在5月7日再发声。
她不是在一个平静时刻发表意见，而是在预算即将进入下一步处理前，提出自己的路线。这个时间点很敏感：往前看，蓝营内部对预算数字没有完全一致；往后看，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如果进入表决，各方都需要一个能对外解释的说法。
卢秀燕给出的，就是“安全要顾、产业也不能丢”的版本。蓝营内部的分歧已经摆在桌面上。
5月4日，郑丽文重申，党团多数支持新台币3800亿元加“N”的版本，并强调如果美方完成官方程序、发价书到位，就立刻进入审查，不会延宕。她同时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提高到8000亿元，增加的钱究竟买什么、给谁，应当讲清楚。

卢秀燕与这套说法保持了一段距离。她没有照着3800亿元加“N”走，也没有完全接受1.25兆元大框架，而是把数字推到8000亿到9000亿元。
这样一来，她既能回应外界对军购进度的压力，也能保留对“商购委制另行编列”的审查空间。这个姿态比简单喊支持或反对更复杂，也更像是在为蓝营找一个中间落点。
但中间落点不代表没有争议。支持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版本的人会说，防务建设不是买几件武器就结束，指挥系统、无人机群、弹药储备、反制设备、产线扩建都要一起配套。
如果把商购和委制挪到年度预算，可能影响整体规划，特别是无人机和无人艇这种需要大量生产、持续测试、不断改进的项目。反对一次性大额授权的人则会问，1.25兆元上限太高，部分内容涉密，民众看不到完整细节，是否容易形成“先给钱、后解释”的局面。

尤其过去一些对美军购存在交付延后问题，岛内社会自然会追问：旧账还没交清，新预算又开这么大，监督机制够不够？这是很现实的担心，不能简单扣帽子，也不能用口号带过。
卢秀燕这次发声，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台中与机械、精密制造、无人机零组件等产业关系密切。商购和委制如果留在特别预算里，地方产业可能更容易看到长期订单；如果改成年度预算，程序上更细，但产业预期也可能变得不稳定。
她一边说要加强对外军购，一边强调无人工具产业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同时照顾安全议题和地方产业议题。问题在于，两者真能完全兼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