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贵州普定县补郎区。百余名解放军被5000名土匪团团围住。匪首李名山这回有备而来––60门大炮，50多里的包围圈，就等着把这支孤军一口吞掉。战士们已经写下遗书，准备和土匪拼死一战。谁也没想到，一个哨兵传错了一个字，这场悬殊到离谱的战斗，竟然轻松翻盘了。

这场剿匪战被详细记载于普定县剿匪档案与贵州地方史志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剿匪斗争里极具戏剧性的真实战例。

1949年底普定解放后，西南地区的匪患并未平息，国民党败退时遗留的残兵、地方恶霸、惯匪相互勾结，组建反动武装反扑新生政权，贵州正是匪患重灾区。织金匪首李名山，原本是当地大地主，国民党溃败后收拢保安团残部、249师溃兵，裹挟织金、普定、平坝、安顺、郎岱五县土匪，拉起五千余人的队伍，自封反共游击司令，四处袭击征粮干部、围攻基层政府，一个月前还在松林坡伏击解放军加强排，致使34名战士全部牺牲，手段极为凶残，此次围攻补郎区，正是他蓄意已久的报复行动。

补郎区地处五县交界，是当地重要的战略节点，当时驻守此处的解放军武工队、自卫队加上区乡干部，总计仅有138人，主力部队前一日押送俘虏返回普定县城，区政府实际处于兵力空虚的状态。李名山摸清这一情况后，调集60门火炮，布下五十余里的多层包围圈，兵分多路向补郎区压境而来，敌我兵力差距达到近四十倍，战士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没有一人退缩，依托区政府的简易工事顽强阻击，用步枪、手榴弹抵挡土匪的轮番进攻，死死守住阵地。

战斗持续数小时后，局势愈发危急，解放军战士的弹药快速消耗，多数人枪膛里仅剩最后几发子弹，阵地多处出现险情，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武工队长贺兰皋为避免机密文件落入敌手，下令烧毁所有档案资料，同时让所有能写字的战士写下遗书，战士们纷纷做好了战至最后一人、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没有丝毫恐惧，反而更加坚定了死守到底的决心，所有人都清楚，这场战斗几乎没有突围的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拼尽全力重创敌人。

就在补郎区即将失守的关键时刻，驻扎在窝子寨的解放军146团轮训队，听到补郎方向密集的枪炮声后，得知区政府被五千土匪围困的消息，一百二十余名战士不顾敌我兵力悬殊，主动请战驰援。战士们找来三条小木船，趁着夜色强渡三岔河下游的格当差渡口，冒着土匪的火力封锁向补郎靠近，这支临时集结的援军，没有重型装备，仅凭勇气和信念奔赴战场，却没想到会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

河岸边的土匪哨兵发现渡河的援军后，慌忙向后方哨点传话，扯着嗓子高喊“来了三船人”，贵州方言中“船”与“团”发音相近，加上当时枪声、喊杀声混杂，消息经过层层传递，到匪首李名山耳中时，已经变成了“来了三个团”。三个团的正规解放军兵力，意味着至少三千余名装备精良的战士，李名山深知解放军擅长迂回包抄、围歼作战，瞬间陷入恐慌，担心自己的五千匪众反被包围，立刻下令全线撤退，原本严密的包围圈瞬间出现巨大缺口。

撤退的命令让本就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彻底乱了阵脚，五千多名土匪四处奔逃，丢弃枪支弹药、背包辎重，只顾着往深山老林逃窜，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补郎区坚守的解放军战士看到土匪全线溃逃，立刻抓住战机冲出阵地，与渡河赶来的轮训队合兵一处，一百多名战士分头追击溃散的土匪，将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得七零八落，跑慢的土匪纷纷缴枪投降，跑得快的只顾逃命，连鞋都来不及穿，场面极具戏剧性。

战斗结束后，解放军战士清点战果，此次补郎剿匪战共击毙击伤土匪四百余人，俘虏两百余人，缴获各类枪支三百多支，弹药辎重不计其数，匪首李名山、李成举叔侄仅带着少数亲信仓皇出逃，此后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反扑。这场战斗的胜利，看似源于一字之差的口误，实则离不开解放军战士的顽强坚守、无畏驰援，也暴露了土匪武装人心涣散、指挥混乱的致命弱点，成为西南剿匪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为后续彻底肃清贵州匪患、稳固基层政权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