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杨，男，1920年6月出生，是高安市大城镇洲上村的村民。1948年，陈训杨被迫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四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第二野战军16军46师138团。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西南战役、抗美援朝等，在“渡江战役”“解放江山”等战斗中，陈训杨荣立一等战功二次，三等战功一次，先后被评为“水上英雄”、“行军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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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02岁的老兵，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深藏功与名”。

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安静的农家老人，在70多年前曾经六渡长江、九死一生。那是1949年4月21日凌晨，长江江面风大浪高。

陈训杨所在的138团要成立渡江突击队——说白了就是敢死队，任务是率先冲过长江抢占渡口，为大部队开路。报名有三个条件：党员、南方人、会水性。

当时的陈训杨还不是党员，也不会游泳，可他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经过短暂集训，他被任命为突击船的舵手，和战友们一起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把江水炸得四处飞溅。牺牲战友的尸体漂浮在江面上，已经分不清谁是谁。

300人的突击队，突破封锁线后只剩50多人，等攻下敌人阵地清点人数，活下来的只有13人。而陈训杨不仅活着上了岸，还在那个夜晚冒着炮火来回六趟运送战友过江，直到最后一次船被炸碎，他抓着一块木板在江上漂了好久才上岸。

一个完全不会水的年轻人，竟然在枪林弹雨中六渡长江——这背后拼的早已不是技能，而是命都不要了的意志。战后他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水上英雄”称号，同年光荣入党。

但很少有人知道，陈训杨为什么打仗这么拼命。他家里有兄弟七人，六个哥哥或参军抗日，或被日军炸死，或被国民党抓壮丁，全都一去不返。他是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儿子。

1948年他自己也被抓了壮丁，4个月后被解放军俘虏。部队召开诉苦大会时，连长、指导员听说他的遭遇，临时做了八块灵牌，带着全连官兵替他祭奠亲人。

陈训杨说，那一刻他就下定了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此他把六个哥哥的命，连同自己的命，一起交给了这支队伍。

此后他随部队转战西南，参加成都会战、云南剿匪，因急行军一小时10公里、一天负重奔袭90公里被授予“行军模范”。

1950年又响应号召入朝作战，参加了朝鲜西海岸反空降和夏季反击作战。直到1955年4月从朝鲜回国，他才正式复员回乡。

离开部队时，首长杨得志将军叮嘱他：“立了功不要骄傲，要再接再厉，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搞好家乡建设，再立新功。”陈训杨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他带着赫赫战功回到高安大城镇洲上村，从此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农民。

乡亲们只知道他打过仗，却没人知道他立过一等功。60多年里，他绝口不提那些军功章。他把荣誉藏起来，把自己埋进泥土里，一心扑在家乡建设上。

1958年，他被任命为上游湖水库施工团第三连指导员，每天凌晨3点起床，一日三餐在工地上解决。

从碧山、樟树岭到九龙、锦惠渠，高安上百个水利工程几乎都流下过他的汗水。他甚至给孩子们取名都带着“坝”字——陈坝根、陈坝英、陈坝凤，一个“坝”字，装满了这个老兵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

1960年水利工程完工，组织上想调他去黄沙苗圃，捧个“铁饭碗”。他却主动申请放弃，理由是“我是个只会打仗的大老粗，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

之后他回到村里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大伙植树造林、开发果园、疏浚沟渠，硬是把洲上村建成了“全乡模范村”。

1993年，陈训杨左眼旧伤复发——那是1950年在云南剿匪时被土匪鸟铳射伤留下的。他不得不摘掉左眼球，住院花了630多块钱。

儿女们想找公家报销，他却把发票全撕了，说：“家里还付得起，不能向国家伸手。”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这位已经百岁高龄的老人第一时间赶到村委会，要捐2000元。

工作人员看他年纪大了，家里也不宽裕，婉拒了。他坚持说：“我是一名党员，这么多年国家和政府一直关心爱护我，现在国家有难，请一定要收下。”

2022年1月23日凌晨，老英雄陈训杨走了，享年102岁。

回顾他的一生，从渡江敢死队到朝鲜战场，从修水库的工头到默默无闻的农民——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在他看来，打仗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修水库、种果树也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打仗时他不怕死，当农民他不怕苦，唯独提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会流泪：“很多战友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哪里会有如今的好日子？”

这个人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打仗和修水库。但他用一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在聚光灯下诞生的，而是在沉默中、在泥泞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用自己的命去撑起别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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