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终生的强劲对手：入黄埔仅三月就被开除，十四年后被蒋亲自下令处决！
1938年7月的西安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城市南郊一处荒废篮球场却异常安静——宣侠父被押解到此时，身边围着的并非士兵，而是便装的特务。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押送者低声问。
宣侠父笑了笑，“交代？你替我问问校长，当年那张退学通知书够不够用？”
枪声盖过一切。

倒回十四年前，1924年5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队伍正列队听训。大多学生敬畏地看着蒋介石踱步，只有一个年轻人目光锋利，几乎挑衅。他就是来自浙江诸暨的宣侠父，写得一手激昂檄文，向来不怕得罪权威。开学第三周，蒋介石突然指定一批学生担任党小组长，宣侠父断言这与“以党领兵”原则相悖，当场站出来质疑。黄埔操场上，他脱口一句“像极了新军阀”，全场哗然。蒋虽按捺情绪，但脸色已写明震怒。
禁闭、悔过书、再禁闭，程序走得滴水不漏，却解决不了态度问题。宣侠父坚持“不认错”，三天后卷铺盖走人，成为黄埔历史上唯一被校长亲笔开除的一期生。很多同学叹气：好苗子砸了。可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宣侠父去了冯玉祥部。
冯玉祥部队驻甘肃时正缺会写会讲的人。宣侠父不拿枪，专管宣传和政训，三民主义、抗日口号、民族团结都被他讲得声泪俱下。藏区调停一次、青年军官培训一次，冯玉祥连说“用得顺手”。九一八事变后，西北抗日气氛高涨，他又拉着吉鸿昌在兰州募款购枪，动作频频，引起南京注意。

1933年春，蒋介石在庐山听取情报，“宣侠父”三字再次出现。蒋当即让蒋超雄带话：“人留南京，给少将参议衔，静观。”表面是笼络，实际上是近身监控。宣侠父明知如此，却照收任命，白天穿军装进出军事委员会，晚上仍同进步青年联络，暗中策划兵运。胡宗南曾与他对坐三个时辰，只听宣侠父一句：“如果西北部队先打日本，南京敢不敢跟？”胡宗南沉默，一杯茶凉透。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急需整合一切可用力量，再次派旧友去西安做工作，劝宣侠父“共御外侮”。宣只是笑：“救国可以同路，救国民党就不奉陪了。”这番话最终让蒋定下死棋——清除这颗“软炸弹”。特务处很快列出计划，地点选在西安，动作力求干净。

7月17日夜，宣侠父从家中被带走，48小时后人已在篮球场倒下。随后，西安行营对外发布消息：宣侠父叛逃未果，下落不明。蒋鼎文还写了封电报给重庆，称“可能潜往延安”。然而延安方面基于地下情报，很快认定宣已遇害，随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质询。蒋介石思量再三，只回复一句：“已严办相关人员。”
这一句“严办”并未改变结果，尸体依旧沉在井底。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数月，西北前线几支部队突然士气低落，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正是“说真话会死人”。对权力者来说，震慑目的达到了；对合作抗敌的大局而言，却是另一种削弱。
回望这条线索就会发现，蒋与宣的冲突从未脱离三个要素：权威、组织、宣传。黄埔首案是权威被挑战；西北兵运是组织竞争；临终前那通“救国不救党”的对答，则触及宣传战的底线。蒋介石治军讲究令行禁止，最怕的是有人把思考植入士兵心里。宣侠父恰恰靠嘴、靠笔、靠组织，把“思想”二字带进军营——在独裁与战争双重压力下，这比一支枪更危险。

民国年代充满血雨腥风，但宣侠父之死仍显得格外刺目。原因很简单：他从始至终没握过实权，也没带过一支成建制部队，却先后被两度拉拢、最终被处决。由此可见，决定一个人存亡的，并不总是实际军力，而是能否撼动话语主导权。蒋介石一路排除异己，依靠刀把子和印章维系指挥链，却难以消除别样声音的回响。
今日翻检档案，蒋在黄埔开除处分的批注仍在： “此生桀骜，不可训也。”十三年后，处决电令上的批语简洁得多：“立即照办。”两张纸，前后呼应，一个传奇就此收束。遗憾的是，枪声止住了宣侠父的生命，却没能阻断世人对那间黄埔禁闭室里争执场面的种种想象——年轻学员挥手呵斥权威、校长阴沉着脸、士兵握枪在侧——正是这样一幕，把个人脾性与时代漩涡紧密缠绕，再难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