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的一个晚上，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里，接到专案组打来的电话，得知女儿自杀的噩耗，多年后褚时健亲口回忆这件事，说了一句话：“那天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后来律师马军赶到褚时健办公室。他刚进门，褚时健就拉着他嚎啕大哭：“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是我害了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一个在商场上呼风唤雨二十年的硬汉，那一刻被抽掉了脊梁骨，但故事真正的悲剧，远比一个电话要复杂得多。

褚映群是褚时健和马静芬的长女，1956年前后出生，她人生的底色不是后来外界想象的锦衣玉食，而是农场和劳改。
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元江红光农场时，她还是个孩子。一家人吃的是煮得软烂的粗粮，穿的是旧布改缝的衣服。
褚映群六七岁时最大的快乐，是跟父亲走进新平县城，喝上一杯两毛钱的糖水——那个味道，后来成了她回忆里“幸福”的全部定义。
读中学时，她周末回家，要走很远的山路。
有一次赖在家里不肯走，褚时健问她怎么了，她不敢开口，后来马静芬告诉他：学校让交一笔买字典的钱，孩子不敢跟他提。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从前日子穷的时候女儿跟着受罪，后来日子发达了，女儿连命都保不住。

1979年，褚时健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这个家庭的命运从此逆转。
十几年间，他把一个负债累累的小厂打造成了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巅峰时期一年利税近200亿，撑起云南省财政的半壁江山。“红塔山”成为中国品牌价值第一，褚时健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褚映群的人生也跟着水涨船高。
大学毕业后她进了玉溪卷烟厂，负责财务和采购协调。因为父亲的地位，外界送了她一个名号——“烟草公主”，但她在风光中并没有迷失。相反，她是最早嗅到危险气息的那个人。
看着父亲在权力顶峰越站越高，身边围绕的人情世故越来越复杂，褚映群开始不安。
她不止一次劝父亲早点退休。在她看来，父亲太出风头，容易惹麻烦，年纪也不小了，该安享晚年了。
但褚时健正处在事业的顶点，根本停不下来。
劝不动父亲的褚映群，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如意。她的婚姻走向了破裂，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任书逸在珠海生活。红塔集团的“烟草公主”，回到家里不过是一个单亲母亲，而风暴终究还是来了。
1995年2月，一封从河南三门峡寄出的匿名举报信送到了中纪委。信里反映洛阳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获取卷烟指标，获利800余万元。举报直指褚时健的家人——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

调查展开后，事情的发展像雪崩一样。
1995年8月，褚映群在珠海家中被河南警方带走，押往千里之外的洛阳看守所隔离审查。半个月后，马静芬也被带走。据当时的调查资料，褚映群涉嫌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为某些烟草公司批了大量卷烟。
数额在那个年代属于特别重大。
褚映群进看守所后，精神状态极差。
调查人员说，她在接受调查时情绪起伏很大，几次沉默不语，几次又突然大哭。
1995年12月1日，这个39岁的女人在看守所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官方说法是她留了一封遗书，只有两行字，大意是“日子没头，不怪别人”，然后用撕成条的床单上吊自杀了。

马静芬多年后仍然对此存疑，而褚时健在当时则陷入了各种调查，妻子被捕，女儿已死，儿子远在异地。
家破人亡之后，褚时健做了一个决定，最终将自己也送入了深渊。
1997年6月，他与总会计师罗以军、副厂长乔发科商量，从所掌握的小金库中私分355万美元，他自己拿了100多万。他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1999年1月，云南省高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
审判引发了巨大争议。他的律师马军在辩护词中写道：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烟厂利税总额800亿元，而他的全部合法收入仅有60多万元。也就是说，烟厂每创利税10万元，他领到手的不到一块钱。
这组数字刺痛了无数人。
褚时健后来对王石说：“改革嘛，都要付出代价。”
但他付出的代价远不止牢狱之灾。

2002年，75岁的褚时健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
他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带着仅剩的120万元和朋友借来的钱，凑齐1000万，前往哀牢山承包果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种橙子，他很少正面回答。
他的律师马军说过一句话：“1995年中秋节，褚时健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裹着毯子，悲凉至极。”那个中秋之后，他再也没有真正走出那个冬天。哀牢山上的每一棵橙树，或许都浇灌着一个老人余生无法言说的悔恨。
褚映群的女儿任书逸，当时只有十岁。她被褚时健的“干儿子”任新民收养，后来去加拿大留学，靠奖学金和打工完成学业，回国后帮外祖父打理褚橙生意。
这个家庭的故事，他们所承受的，与其说是开始的苦难、后来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时代大潮中最令人唏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