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案子之所以能从堆积如山的民国悬案中被单独打捞出来，被人反复提起，起因其实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偶然间读到的一则地方新闻。
1948年秋天，司徒雷登在汉口《正风报》上看到一条只有百来字的消息，说汉口陆军总医院一名上校军官的家属在病房里遭到了六个人的轮奸。
他当时就愣住了。
这位在北平待了半辈子书的美国外交官，太了解中国了，他清楚这个国家自古讲“礼义廉耻”，更清楚军队里“犯我军眷者，杀无赦”的森严规矩。
他立刻把报纸递给身边的秘书傅泾波，要他马上核实。
消息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蒋介石手上。据说蒋介石看完后，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
蒋介石震怒，不是因为多同情一个陌生军眷，而是这桩案子踩到了他当时最痛的两根神经——军队士气和对美关系。
当时，国民党正面临军事总溃败，后方军队医院却爆出这种丑闻，前线官兵会怎么想？美国盟友会怎么看？
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一桩普通的强奸案，而是一把捅在国民党政权心窝子上的刀。

这桩象征意味极强的轮奸案，发生在1948年9月9日凌晨，地点位于汉口黄埔路口的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受害者是一个叫陈愉的二十八岁年轻女人，当时她正在医院陪护在前线染上严重肺结核的丈夫。
值得一提的是，陈愉的丈夫楼将亮是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一个上校团长是当时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中坚力量，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这个案子，不可思议或者说荒诞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堂堂国民党上校团长的妻子，居然在医院里遭国民党军人轮奸了。
轮奸陈愉的一共有六个人：中校主任崔博文、上尉军医凌志同、少校副官石磐、少校军医主任曾立民、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还有一个在读军校的大学生袁尚质。
这六个人，四个都是正儿八经的现役军官，他们有的得了轻微肺结核，有的根本没病，实际上都是在“泡病号”——那年月，“泡病号”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个潜规则，医院比战壕安全，比军营舒坦，吃住免费，还有护士伺候。
这几个人每天无所事事，吃饱了就在走廊里晃荡，不久就盯上了陈愉。

1948年9月8日傍晚，几个人在病房里喝了点酒，再按耐不住。
凌晨两点，陈愉帮丈夫洗完衣服，端着空盆回病房，崔博文和凌志同突然从背后冲出来，一块蘸了麻醉药的棉花塞进她嘴里，一条衣服蒙住她的头。
她手里的脸盆咣当掉在地上，整个人被连拖带拽弄进了17号病房，剩下的四个人则一拥而上，把她死死按在地板上。
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
他们完事后，把塞在她嘴里的棉花纱布挖出来，恶狠狠地威胁：敢说出去，就杀了你们全家。
陈愉从地板上爬起来，浑身是伤。
后来的法医鉴定记录上写着，她的面部有十道抓痕，颈部三道掐痕，肩膀淤青，大腿内侧擦伤，浑身十八处伤痕。
她的丈夫得知此事，一口鲜血猛地喷在了白色的床单上，这个画面后来在武汉各界的控诉书里被反复提及，成了一个符号。

天亮之后，丈夫坚持要“告”，陈愉拖着沉重到几乎迈不动的步子，走进了国民党武汉军法处的大门。
她的控诉词后来被刊登在多家报纸上，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指甲在石板上刻出来的：“崔博文第一个强奸……他戴着眼镜曾碰到我的脸……凌志强奸时把我的裤子全部脱下了……他们讲，不要讲出去，否则杀了我们夫妇俩……”。
黑暗的是，在陈愉走进军法处之前，另一场行动已在医院里悄悄开始了。
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听完她的哭诉后，表面上说“我们一定彻查”，背地里却迅速派人把17号病房打扫得一干二净。
当陈愉后来带人去取证时，那间屋子干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更可恨的是院方的态度。
蔡善德甚至对陈愉说：“你早就不再是处女了。”言下之意：又不是黄花闺女，闹什么闹？
后来人们才逐渐搞清楚这背后的关系网：凌志同本就是这家医院的检验员，曾立民的妻子是医院护士，医务长是凌志同的换帖兄弟，崔博文是医院张主任的好友，袁尚质的表叔是医院高层领导。
六个施暴者，几乎每个都在医院里有靠山。
在那个年代，关系就是法律，人情就是判决书。
只不过这次，他们碰到了一个不认命的陈愉，她的勇敢和遭遇，让舆论彻底炸了锅。
但真正让国民党高层坐不住的，是司徒雷登的干预以及一封来自前线中级军官的投书。
那信里写道：“谁无妻室姐妹，目前前方将士正在打仗，军人眷属多数得不到丈夫的直接照顾，这种案子居然发生在后方医院里……前方将士闻之非常寒心，影响士气匪浅。”
这封信先被送到白崇禧案头，后转到了蒋介石那里。

因为舆论压力，高层干涉，第九补给区军法处最终判处崔博文、凌志同、石磐、曾立民四名军人死刑，查大钧、袁尚质因无军人身份，移交地方法院另案处理。
但直到1949年3月23日，这四个败类才被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从1948年9月9日案发到1949年3月23日行刑，这个案子拖了整整半年，中间差一点被这四个败类的亲属花钱托关系翻盘。
这半年里，国民党一败再败，当时很多人认为，一个政权的崩溃有很多种征兆，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完全就是国民党败亡的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