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奸的另一面，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朱省斋曾先后出任南京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

上海沦陷那几年，又在上海主编文史杂志《古今》。

这段经历，让他在战后几乎被历史彻底沉默。

可偏偏就是这个人，用后半生在香港做了一件旁人没做、也未必做得了的事。

把散落在海外私人手里的中国古代名画，一张一张地看，一本一本地记录下来，攒成了一部部书。

硬生生替那个年代的中国美术史留住了半条命。

你说他是汉奸也好，说他是鉴藏家也好，这两个身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没法轻松撇清。

上海沦陷之后的那几年，《古今》杂志在租界里照常出版。

杂志刊登人物故事、民情风俗和文献钩沉方面的文章，影响及于南北，朱省斋借此结识了一大批权要与文人名宿。

他的圈子越铺越宽，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溥心畬。

这些名字在民国书画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他能跟这些人平起平坐地谈画论艺，本事显然不只是一本杂志撑起来的。

他对书画的眼力，是真眼力，不是附庸风雅。

朱省斋喜好鉴藏书画并撰写赏鉴文章。

与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溥心畬、周作人、喜龙仁、徐邦达、苏庚春等均有交游。

这份交游名单，放在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整个中国书画鉴定圈的缩影。

他与张大千的关系尤为密切，两人同在日光看红叶、在汤元泡温泉。

朱省斋在文章里提起这些，笔调颇为得意。

他在《论画品及鉴赏》中，论列当代书画鉴赏名家"座次"，首推张大千和张葱玉。

称"并世翘楚，自推'二张'"，对吴湖帆则赞为"既富收藏，又精鉴别，并擅绘事"。

这种评论不是客套，写得有见地、有取舍，一眼看出他读书画是真读进去了的。

战争结束，局面急转，1947年，朱省斋移居香港。

这个节点选得很耐人寻味。

战后审判汉奸，他没有留在上海等着，而是去了当时还是英国管辖的香港。

带着什么去的，史料没写清楚，但他到了香港之后，没有沉寂，没有做别的营生，而是一头扎进了书画圈。

香港在那个年代，因为局势动荡，反而聚集了一批从内地辗转而来的藏家和名画。

朱省斋在香港的人脉让他得以接触到欧美、日本私人收藏家手里的中国古代书画。

战乱年间大量名迹流落海外，多数藏在外国人的庄园和私宅里，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人能系统整理这些资料，更别说出版记录了。

朱省斋就做了这件事。

他开始频繁走动于香港的收藏圈，在当时的香港收藏界颇具人脉和名声。

有人将其与张大千、叶恭绰、张伯驹、张珩并提，称之"堪称巨眼"。

这个评价不算低，能跟张大千、张伯驹这种级别的收藏鉴赏家并列，说明他的眼力在那个圈子里是被认可的真货。

他把看过的画、见过的藏家、流转的名迹，一一记录下来，陆续写成了多部书。

有《省斋读画记》《书画随笔》《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等著作在香港等地成书刊行。

这几本书今天读来，最要紧的不是他的笔墨，而是那些记录本身的稀有性。

1961年，他又进了一步，出资成立中国书画出版社。

编辑出版中英文版《中国书画》（首集），彩色精印海外私人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三十八件。

其中有韩滉《五牛图》、韩幹《牧马图》、董源《溪山行旅图》、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等。

用彩色精印，做中英双语版，显然是想让这批画进入一个更大的流通圈。

不只是华人读者，还有西方学者、博物馆、收藏家。

韩滉的《五牛图》，那是唐代传下来的绝品，后来回归中国大陆已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

1961年，它还在海外私人手里。

朱省斋把它印出来，让那一笔一划留在了纸上，这件事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能说没有意义。

他一个人掏钱做这件事，没有机构支持，没有国家背书。

能支撑这笔开销的，是他在沪期间积累的财富。

那批财富究竟干不干净，没有人能说得一清二楚，但这钱怎么来的，跟它后来做了什么，是两个问题。

历史对这种人通常只给一个标签。

当汉奸的经历，足以让他在所有正式的叙述里缺席。

可那几本记录海外名画的书，偏偏就放在那里，没有消失，被后来的研究者一遍遍引用，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里绕不开的参照。

你说他算什么？能说他算明白了，他这个人就算说清楚了。

参考信源：
《中国书画》杂志2021年第11期：朱省斋古代书画的"过眼"与鉴藏专题
朱万章：《朱省斋与书画鉴藏著述》，新浪财经文化频道，2021年12月28日
蔡登山编，朱省斋著：《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台湾新锐文创，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