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海南三亚与吉林松原先后发生的两起刑事案件，造成五人死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沉重反思。
12月6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通报：犯罪嫌疑人任某某（男，52岁）在大东海沙滩故意伤害他人，被当场抓获。初步调查显示，任某某与三名被害人均为外来务工人员，双方曾于2023年因车辆刮蹭发生纠纷。
就在两天前，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通报：12月1日，长岭镇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死亡；次日，通榆县又发命案，致1人死亡。两案嫌疑人均为姚某（男，34岁），现已落网。
当舆论再次被“严惩凶手”的声浪席卷时，我们更需要冷静追问：在恶行发生之前，那一道道本该发挥作用的社会防线，为何又一次悄然失效？
这两起悲剧，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之恶。它们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前社会治理中一种深刻而危险的认知偏差：我们过于依赖惩戒的威慑，却严重轻视预防的根本价值；我们擅长在悲剧发生后展示效率与决心，却疏于在风险萌芽时筑牢防护网络。
52岁的任某某因积怨挥刀，三十四岁的姚某在盗窃败露后连环杀人——回溯两人的轨迹，本存在多个可干预的节点：从当年纠纷调解的“案结事未了”，到对重点人员动态管理的“纸上留痕、实际落空”；从基层安防的形式主义，到知情者的沉默……每一环节的微小失守，都如同雪崩前一片雪花的松动。最终，所有松动的“雪花”堆积成灾难。
这揭示了一个尖锐现实：我们的公共安全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末端依赖症”。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治理惰性——将社会安全的希望，过度寄托于犯罪行为发生后的破案速度与刑罚力度。姚某落网后“进去就当休息”的叫嚣，不仅是对法律的蔑视，更是对“以惩代防”模式的讽刺。对于某些已脱离正常社会约束的个体，严刑峻法的威慑效果正在递减。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最后防线，但绝不应该是唯一防线，更不能成为事前责任缺位的“遮羞布”。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基层治理中“程序空转”与“责任悬浮”的痼疾。文件上的“高度重视”、会议中的“周密部署”，若不能转化为街头巷尾的扎实走访、监控探头的真实运转、矛盾纠纷的彻底化解与跟踪回访，那么一切努力都可能沦为“纸上谈兵”。姚某的前科与失控，任某某未被抚平的怨怼，往往并非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而是责任是否压实、机制是否穿透“最后一公里”的治理考题。当治理的末梢充满虚浮的沙土，悲剧的种子便悄然萌芽。
预防的本质，是“未病先治”的智慧。它要求我们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风险萌芽的前端。这绝非为罪犯开脱，而是对社会负责。构建真正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需要实现三大转向：
从“打击为主”转向“防治并举”，乃至“防优于治”；
从“部门单干”转向“社会共治”，激活社区、企业、平台乃至每位公民的责任意识；
从“运动式清理”转向“常态化精治”，让动态评估、心理干预、就业帮扶等精细手段，覆盖到每一个高风险个体。
“法者，治之端也；防者，安之本也。”姚某毫无悔意的叫嚣，五个家庭破碎后的泪水，都在提醒我们：再严厉的刑罚，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再响亮的口号，也抵不过扎实的防范。当我们不再只执着于“事后算账”，而把功夫下在“事前设防”，当制度漏洞被一一补上，当治理责任层层压实，或许才能真正接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宁。
五命之殇，代价沉重。它警示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永远来自于悲剧从未发生。与其在鲜血染就的教训后高呼“从重从快”，不如在风平浪静之时，就筑牢每一道看似微小的堤坝。唯有全社会共同守住事前预防这第一道，也是最根本的防线，法律的尊严才能彰显，公众的安全感才能落地。
每一片“雪花”的重置，都关乎整座“雪山”的安稳。这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警惕，与未雨绸缪的行动。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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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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