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老公离婚了。我的老公 51 岁，长相帅气，在街道上班，名下有几套房，还有两个铺面，平时也会做点小生意，我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虽然日子平平淡淡，也算是生活无忧。 这话要是说给老街坊听，他们保准拍着大腿笑，说我是好日子过糊涂了——男人不赌不嫖，挣钱顾家，俩儿子一个读大学一个上高中，还有啥不知足？可日子过的是心，心要是堵得慌，金窝银窝也不如草窝不是？ 变化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他原本每天下班都会绕到菜市场买我爱吃的糖炒栗子，现在却总说“街道临时开会”，拎回来的不是栗子，是装着中药的牛皮纸袋，袋口还飘着股说不清的苦味儿。以前他手机随手扔在茶几上，现在洗澡都得带进浴室，有次我帮他收拾外套，从口袋里摸出张医院的缴费单，收款人是市一院神经内科，金额后面跟着一长串零，名字却不是他的。 我心里的鼓槌儿开始敲了。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格外早，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屏幕叹气，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像是在看什么文件。我端着刚温好的牛奶走过去，他“噌”地把手机按灭，抬头冲我笑，那笑容比中药还苦：“今天社区李大爷家漏水，忙活到现在，你快睡吧。” 我把牛奶递给他，杯底碰着茶几“当”的一声，他手一抖，奶洒了半杯。 那些深夜里他对着相册发呆的样子，那些藏在抽屉最底层的药瓶，难不成真像街坊闲言碎语说的那样，他在外面有人了？还是说，他偷偷把铺面抵押了，欠了一屁股债？我越想越怕，索性把离婚协议书打印出来，压在他的茶杯底下——我得知道真相，哪怕这真相会把日子砸个稀巴烂。 第二天一早他没去上班，坐在餐桌旁盯着协议书看，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你就这么不信我？”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病历和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老太太我认得，是他乡下的远房姨妈，小时候带过他两年，后来听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住进了养老院。“上个月院长打电话，说姨妈病情加重，得转去有护工的特护病房，一年光床位费就得十二万，”他指着病历上的字，手直打颤，“我没敢告诉你，怕你跟着操心，想着把南边那间铺面转出去，再凑凑就够了，那些中药是给她调理肠胃的，缴费单……是我自己的体检报告，医生说我有点高血压，得注意。”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体检报告，指腹被纸边硌得生疼。原来他每天早出晚归，是去养老院帮姨妈擦身喂饭；原来他对着手机叹气，是在跟护工商量姨妈的用药；原来他藏起手机，是怕我看见那些催款信息跟着难受。那天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养老院的走廊上，我跟着他去看姨妈，看着他半跪在床边，用勺子把苹果泥一点点喂进老太太嘴里，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瓷娃娃，老太太含糊地喊着“阿明”，他眼里的泪就那么掉下来，砸在老太太枯瘦的手背上。 回家的路上，他牵着我的手，像刚结婚那会儿一样。“对不起啊，”他说，“以后啥事儿都不瞒你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些。日子这双鞋，有时候看着磨脚，或许不是鞋的错，是我们忘了蹲下来，一起看看鞋里是不是进了沙子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