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彭德怀干了一件让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大为光火的事，当时为了争取让想反蒋的十九路军掉转枪口，彭德怀和乔装成农民的密使陈公培在王台八角楼接上了头。 博古气炸了不是没原因。1933年的苏区正笼罩在“左”倾路线的阴影里，临时中央把所有国民党部队都视作“死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 可彭德怀不管这些，他眼里盯着的是实打实的战局——蒋介石刚定下“先剿共后抗日”的死方针，调集五十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外围防线正节节吃紧，而十九路军的出现，恰好是打破困局的关键。 陈公培这一路走得不容易。作为黄埔二期生、中共早期党员，他跟着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拼过命，亲眼见着将士们浴血抗击日军，最后却被蒋介石逼着撤兵，还要调去福建“剿共”。 部队里的怨气越来越重，陈铭枢、蔡廷锴这些将领心里清楚，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迟早得被消耗殆尽。 9月的闽江沿岸还带着暑气，陈公培换上打补丁的粗布衣，把密信藏在发髻里，跟着挑夫队伍躲过三道哨卡，才摸到王台八角楼。 彭德怀早就在楼下等着了。桌上摆着两碗糙米饭，一碟咸菜，还有一壶凉透的山茶。 没有多余的寒暄，陈公培掏出密信，直言十九路军愿意停火，想和红军联手反蒋抗日。 彭德怀当场拍了板，他知道这事儿肯定会挨中央批评，可前线的战士们等不起——东方军刚在西芹战斗中击退十九路军，再打下去就是两败俱伤，蒋介石正好坐收渔利。 当晚，他就把会谈情况电告周恩来，字里行间透着坚定：“十九路军反蒋是真心，联合他们才能打破围剿，这步棋必须走。” 果不其然，电报传到瑞金，博古当场拍了桌子。 在他看来，十九路军就是“军阀部队”，和他们合作就是“右倾妥协”。 当时张闻天就跟博古吵了起来，说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可博古根本听不进去，还下令要彭德怀“停止谈判，继续进攻”。 彭德怀没理这个命令，反而亲自护送陈公培到延城对岸，还写了封信给蒋光鼐、蔡廷锴，明确表示红军愿意签订抗日作战协定。 王台镇的老乡们还记得，那段时间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岗哨互不开火，偶尔还会互相扔些粮食和药品。 60多岁的陈老汉当时给红军带路，他总说：“彭老总心里装着老百姓，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 这种默契很快有了结果，10月下旬，陈公培陪着十九路军全权代表走进瑞金，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面会谈，正式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闽西北的战线一下子缓和下来，不少农民趁机参加了红军。 可博古的怒火没平息。他在中央会议上点名批评彭德怀“擅自行动”，还说这是“破坏革命路线”。 当时毛泽东也支持联合十九路军，却因为受“左”倾路线排挤，没法公开表态。没过多久，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陈铭枢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 可博古坚持“不配合”的策略，拒绝出兵支援，眼睁睁看着蒋介石抽调十二个师的兵力，加上帝国主义军舰封锁沿海，把福建人民政府扼杀在摇篮里。 彭德怀后来回忆起这事，还忍不住叹气。 如果当时中央能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或许第四次反“围剿”的结果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如果，这次“先斩后奏”的接头，却埋下了统一战线的种子。 多年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人们才愈发看清彭德怀当年的远见——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会被教条束缚，只会盯着民族危亡的大局。 这场发生在八角楼的秘密会谈，看似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实则是共产党人务实精神的体现。 在国家危亡之际，放下成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是救亡图存的正道。 彭德怀用他的果断和担当，为后来的抗日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胜利，从来都不是靠死拼硬打，而是靠审时度势的智慧和胸怀天下的格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