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这个人叫罗健夫，当年在西安航天厂搞导弹部件研发。苏联留学回来后，他常年住在秦岭山沟车间，一个月回不了几次家。有次女儿过生日，他写了张纸条“今晚不回了”就继续加班。工友说他经常连续几天睡在车间草垫子上。 藏在肿瘤背后的秘密：当解剖刀划过罗健夫的身体时，主治医生的手在微微发抖。恶性肿瘤像藤蔓般爬满他的胸腔，最大的肿块足足有成年男性拳头那么大。 癌细胞早已吞噬了他的肝脏、肺部甚至骨骼，可就在去世前一周，这位47岁的工程师还在病床上修改图纸。他拒绝使用镇痛剂，只因担心药物会影响思维清晰度：“科研数据必须精确，我不能让脑子犯糊涂”。临终前他反复叮嘱医生：“拿我的身体做研究吧，或许能帮到以后的病人”。 山沟里的科学奇迹：罗健夫工作的骊山微电子公司深藏在秦岭腹地。1969年他接到研制图形发生器的任务时，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窘境——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样机。这个看似普通的金属柜子，却是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 他在大学专攻核物理，现在却要从头自学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等陌生领域。工友们总看见他揣着馒头钻进图书馆，军大衣口袋里总是塞着写满公式的草稿纸。 特殊年代的科研突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时，罗健夫的实验室却亮着不灭的灯火。白天要被拉去参加政治学习，他就把夜晚当成第二战场。实验室角落的草垫子记录着无数个不眠之夜，有时实在太困，裹着军大衣躺会儿又能继续工作。 为读懂英文资料，这个从未接触英语的人硬是靠自学掌握了专业术语。三年苦战换来1972年春天我国首台图形发生器的诞生，当指针在图纸上划出完美弧线，整个车间都沸腾了。 比科技成果更闪亮的灵魂：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领奖台上，罗健夫悄悄退到团队最后排。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国家级荣誉，他却把奖金全数上交组织。 申报科技成果时坚持把名字写在最后，两次拒绝评高级职称，这些选择背后是他常说的那句话：“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而不是研究者的个人”。女儿至今记得父亲军装肘部磨破的补丁，那是他伏案画图时留下的印记。 生命最后的倔强：1981年秋天，罗健夫开始频繁按压胸口。同事们发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堆满止痛药瓶，他却笑着解释“老胃病又犯了”。直到某天调试设备时突然倒地，检查结果令所有人心碎——晚期淋巴癌。病榻上的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冷静，不让妻子请假陪护：“我已经耽误工作，不能再拖累别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强忍剧痛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部电控设计，仿佛要用尽最后力气，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再点一盏灯。 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如今在771所的航天精神教育基地，罗健夫的铜像静静注视着新一代航天人。他生前最爱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摊开在展柜里，泛黄书页上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当年他主持研制的图形发生器早已被先进技术取代，但那份“甘当普通一兵”的精神却穿越时空。每逢清明，总有人在他像前放下新鲜的山花，就像在告诉这位“中国式保尔”：你奉献一生守护的航天梦想，正在星河璀璨处绽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刊发的《罗健夫：甘于奉献 勇于攻关》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