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的某个夜晚，王学文一觉未睡。他听见门外有动静，推门出去，冷风夹着雪花卷进屋。他低头看见一个人，瘫倒在门口，衣衫破旧，怀里似乎还裹着个什么。他左右看了看，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弯腰，一把将那人扛了进去，放到炕上。灯光下才看清，是个女兵，浑身发抖，神志不清。 中央决定让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去河西走廊开辟新根据地。这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赌博。河西走廊地广人稀，地势复杂，马步芳、马步青的回民军队早已在那扎下根。红军在那儿，像羊入虎口。 部队一路西进，吴仲廉随军进入甘肃时，已有八个月身孕。她是湖南人，早年入党，干组织工作出身，文笔好，胆子大，哪怕挺着大肚子，也不肯离队。她的丈夫，是红九军政委曾日三，同乡人，也是骨干人物。他们一路从井冈山、长征走来，如今又一起踏进这片白雪茫茫的西北荒原。 西路军的境遇迅速恶化。马家军熟悉地形，装备精良，红军分兵数次，都被围歼。永昌、高台、临泽……每一场战斗都比上一场更惨。到了1937年初，西路军已是弹尽粮绝，开始分散突围。 倪家营子的战斗是最后一次较大规模作战，红九军拼死作战，仍寡不敌众。曾日三在红柳园阻击中牺牲，吴仲廉生下孩子后，带着婴儿孤身一人，在雪地里挣扎前行，寻找一户可以托付的百姓。 她快死了。也知道自己可能走不出去。 这一夜的主角，不只是吴仲廉。 王学文，花园村人，本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家有良田十数亩，家中藏书百卷，平日里装得斯文，在村里教私塾，偶尔也看报纸。他不是真正的“恶霸地主”，但身份在那，谁都知道他是站在“红军”对立面的。 但这晚他没选择逃避。他把吴仲廉放上炕，老婆秦莲忙着烧热水，弄来干净布，帮她擦拭，给婴儿取暖。吴仲廉虚弱地说，孩子三天大，自己撑不住了。她说丈夫死了，部队全散了，只求孩子活下去。 她给了孩子一块铜质的长命锁，藏在襁褓中。那是她最后的力气。她说完，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进雪夜。 王学文抱着孩子，沉默了许久。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收养红军的遗孤，在这儿就是通敌。他家不可能瞒得住马家军。但他还是决定留下。第二天，马家军来搜，他老婆用茜草汁做了张“夭折证明”，混了过去。 那年冬天，雪比往年大。粮不够吃，村里人传言四起。王学文咬牙坚持，把孩子藏在柜后、柴堆里、猪圈旁……能藏的地方都藏遍。他给孩子取名“王继曾”，说是“继承其父曾日三的姓”。 两个月后，风声更紧。王学文撕了几张地契，缝进孩子棉袄，带着一家老小逃往乡下。他抱着孩子，妻子牵着其余几个娃，一路走一路避。乡下没几户人家，他靠以前的书本教孩子识字，讲故事，熬过了那几年最苦的日子。 这个孩子，从来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姓什么。 吴仲廉后来被俘了。 在一次突围中，她体力不支，被马家军抓住，押到西宁，安排在中山医院做苦工。她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那时她已是孤身一人，孩子托付出去了，丈夫牺牲了，部队全军覆没。 据说她靠着一个旧识——医院的罗医生，才脱身。再后来，她辗转进入延安，在那儿重新参加工作。她从未忘记那个孩子。那块铜锁成了她唯一的线索。 新中国成立后，她去了甘肃，做妇联工作，一直在找那个冬夜中的孩子。她托人打听，问部队，查户口，但都没有结果。直到1950年，部队在张掖地区走访时，偶然听说有个地主养了个红军孩子，还藏着个铜锁。 她赶到那村，一见孩子，就认出来了。 那块铜锁还在。襁褓的布还在。孩子那年12岁，早已习惯叫王学文“爹”。但他很快明白了这个女人的身份。他随母亲去了省里生活，但和王学文夫妇始终保持联系。 王学文晚年，村里人说他“福气好”。可没人知道他曾赌上全家性命收养的，是个红军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