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1950年的台北，冬阳惨白得像张薄纸，照在囚车冰冷的铁栏上，泛不出一点暖意。林正亨穿着洗得发白的囚服，手铐脚镣磨得手腕脚踝生疼，他却像没察觉似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这条路他太熟了，再往前拐个弯，就是他家所在的那条巷子。 车轱辘碾过碎石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像敲在人心上的重锤。同车的难友大多低着头，只有林正亨腰杆挺得笔直，他想起三天前开庭时，法官问他“悔不悔”，他当时笑了：“我为信仰做事，何悔之有？”只是那一刻，心里闪过的，是妻子保珠送他出门时，塞在他口袋里的那块桂花糕。 “前面就是同安街了。”旁边的狱警低声说了句，语气里带着点说不清的复杂。林正亨的心猛地一提，死死盯着窗外掠过的街景——杂货铺的布幌子，修鞋摊的老木头凳，还有巷口那棵老榕树，枝丫光秃秃的，像他此刻揪紧的心。 囚车刚拐进巷子，林正亨就看见了那扇熟悉的木门。门是关着的，他知道保珠一定在家，说不定正坐在窗边缝补衣服，等着他“出去”的消息。这些日子，他在牢里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可他总在想，保珠那么聪明，肯定明白他做的事。 “停车！让我看看她！”林正亨突然朝着狱警喊，声音因为多日的审讯变得沙哑，却带着一股不肯罢休的执拗。狱警没理他，囚车依旧缓缓前行，眼看就要驶过家门。 就在这时，林正亨猛地站起来，铁链“哗啦”一声撞在铁栏上。他抓住囚车的铁窗，脸贴在冰冷的栏杆上，朝着那扇木门拼命喊：“保珠！保珠！快出来！” 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巷子里炸开，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保珠！我要上刑场了！”这句话喊出来，他自己的眼泪先掉了下来——他从不是爱哭的人，当年在战场上被子弹打穿大腿，他都没哼过一声，可此刻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她，喉咙就像被堵住，疼得喘不上气。 “保珠！你听见了吗？我是正亨啊！”他又喊，声音里带着哭腔，脚镣在车厢地板上蹭出刺耳的声响，“照顾好自己！别忘了我跟你说的……”后面的话哽在喉咙里，他想说“别忘了我们的信仰”，又想说“别忘了巷口的老榕树”，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声撕心裂肺的“保珠——” 囚车驶过木门的瞬间，他看见门缝里好像有个影子晃了一下。是保珠吗？她听见了吗？他想再喊，可囚车已经拐过了巷口，那扇门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视线里。 林正亨瘫坐在车厢角落，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想起结婚那天，保珠穿着红棉袄，给他端来一碗甜汤，说：“以后不管你做啥，我都信你。”他当时笑着刮她的鼻子：“我要做让你骄傲的事。”现在想来，他做到了，却要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同车的难友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大家都懂这种痛——谁不是爹娘生、谁没有牵挂？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把软肋藏进心底，把硬骨留给刑场。 囚车一路颠簸，林正亨渐渐平静下来。他用袖子擦了擦脸，重新坐直了身子，望着远方的天空。他知道，保珠一定听见了，她那么聪明，肯定明白他没说完的话。说不定此刻，她正站在老榕树下，望着囚车开走的方向，眼里含着泪，却在心里为他骄傲。 刑场的枪声响起时，林正亨的脑海里最后闪过的，是保珠的笑脸，是那块没吃完的桂花糕，是巷口那棵老榕树。他想，这样也好，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最想说的话，喊给了最想让听的人。 多年后，保珠在整理旧物时，从一件林正亨穿过的衬衫口袋里，摸出半块已经硬得像石头的桂花糕。她把脸埋在衬衫里，闻到上面淡淡的硝烟味，突然想起那天巷子里的喊声，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她知道，他喊的不只是她的名字，还有他们共同守护的，那比生命更重的东西。 （来源：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