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再次抛出惊人言论：“清华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施一公的感慨戳中了精英教育里最现实的痛点，状元们用分数投票的方向从来都很实际，清华经管的门槛被踏破绝非偶然。 2008 年 188 个新生里挤着 23 个全国状元，相当于每六个顶尖学子就有一个奔着经管来，2009 年又塞进 18 个，每年四五十名文理科状元里近半数扎进这片洼地，这组数据早把选择的天平倾向暴露得明明白白。 更有意思的是云南状元林万东，713 分的高分先读了自动化系，绕了一圈还是转去经管，后来弃金融 offer 当村官反倒成了稀有物种，这 “逆流而上” 的操作恰恰说明多数人的选择有多统一。 这种扎堆不是清华独有的风景，2017 年澎湃新闻对 40 名全国状元的调查显示，52.5% 都倾向经济类专业，远超工学的 30% 和文管的 22.5%。 北大光华、复旦经管同样是状元收割机，就像考生们默认高分要配名校，名校里的热门专业非经管莫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熊丙奇说得实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没给学生太多培养兴趣的空间，等高考结束选专业时，“高分对应热门” 成了不用思考的共识，就像新疆文科状元赵寒雨本来爱语言，最终还是听了父母意见选了清华经管，嘴上说没考虑收入，身体却很诚实。 驱动这种选择的核心从来都是肉眼可见的回报差。金融圈早成了状元的 “售后服务中心”，2016 年就有调查发现公募基金公司里藏着大批状元，前海开源基金的杨德龙是市理科状元，邱杰是市文科状元，新华基金前总监王卫东也是文科状元出身。 这些人的收入水平更具诱惑力：普通基金经理年薪五六十万，大公司的轻松过百万，投资总监级别的更是没上限，当年王亚伟凭 748.9% 的五年回报成 “公募一哥”，年薪传言千万，这可比其他行业实在多了。 反观基础学科或教育行业，深圳高中教师年薪最高 24 万，就算是热门的 AI 领域，顶尖产品经理年薪才 80 万 - 100 万，还得面临 0.5 的供需比竞争，哪有金融圈来得 “体面” 又稳妥。 榜样的力量更是推波助澜。安徽理科状元王亚伟读清华电子系，毕业后转头进了证券行业，从研究员做到私募大佬；河南驻马店状元张磊读人大国际金融，后来创办高瓴资本管理 160 亿美元资产；甚至 16 岁就成扬州地区状元的江平，从中科大读到普林斯顿化学博士，最后还是转攻金融，成了华尔街首位华人百强交易员。 这些 “成功范本” 不断强化着 “经管 = 高薪 = 成功” 的公式，让后来的状元们觉得跟着走准没错。广西文科状元韩思雨直言选经管考虑过收入和稳定性，还盼着出国学西方经济学体系，回国后自然也瞄准了金融赛道，毕竟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前提，得先有匹配精英身份的收入。 更微妙的是教育体系的隐形导向。近九成状元有读研计划，超七成想出国深造，而海外顶尖高校的经济学、金融学专业向来是申请热门，这种深造路径进一步把他们推向金融圈。 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说的很实在，80% 以上的学生考前根本没明确规划，选专业时只能跟着热度走。宁夏文科状元王雪琪选中文系成了个例，她那句 “让专业适合我而非分数”，在多数人眼里更像 “理想主义”。 施一公遇到的情况更典型，连他精心培养的学生都直言想去金融公司，不是学生不爱科研，而是比起在实验室熬十年可能出不了成果，金融圈的反馈显然快多了 —— 毕竟没人愿意用青春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当精英们都盯着金融杠杆带来的收益，基础学科和实体领域就成了被忽视的角落。江平放弃化学博士转金融时或许没多想，但这样的人才流失多了，施一公担心的 “大问题” 就真来了：芯片研发、生物医药这些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恰恰最缺状元们这样的顶尖大脑。 可现实是，金融圈用高薪和快速成功的预期，把一批又一批最会考试的人圈了进去，就像清华经管的状元数据一年年刷新，没人问这样的 “聚集” 到底是资源优化还是浪费，毕竟在实打实的回报面前，理想和长远价值总显得有些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