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

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这病是真熬人，骨头缝里的疼一阵接一阵，老太太稍微翻个身都得咬着牙，杨振宁看着实在揪心。那会儿内地对付这种罕见的血液病没什么好办法，药物和仪器都跟不上，他琢磨着香港医疗条件能好些，干脆一咬牙，直接把母亲接到了香港。 为了方便照顾，他特意在养和医院对面租了套房子，推开窗就能看见医院的大楼。妹妹杨振玉瞧见了就问，何必非得住这么近？他说得轻描淡写：“疼起来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话听着没什么情绪，可里头藏着的着急，家里人都明白。毕竟是从小疼到大的儿子，老太太的心思他最懂，住得近点，哪怕半夜有动静，他冲过去也快。 那时候香港的医药费可不是小数目，光一支止痛针剂就得三千多块人民币。放在当年，这钱够内地一个普通工人干上一年半，换旁人说不定得掂量掂量，杨振宁却从来没犹豫过。母亲说别花这么多钱，他就笑着回：“您以前带我们几个孩子看病，也没算过花多少钱啊。”老太太听了这话，就再也不念叨了。 别看杨振宁是搞物理的大科学家，照顾起母亲来比护工还细心。有记者去采访，撞见他正给母亲削苹果，皮削得薄薄一层不断裂，切成小块后用牙签一个个插好，慢悠悠递到母亲手里。记者后来念叨，这画面跟想象中埋在公式里的科学家完全不一样，倒像个踏实的家庭主妇。 养和医院的医生也说，从没见过这么较真的家属。每次来复诊，杨振宁都拿着小本子追着问，哪种药副作用小，疼起来怎么应急，不同方案效果差多少，记笔记的认真劲儿，比当年做物理实验还专注。他那会儿身兼数职，既要管清华高等研究院的事，美国那边还有学术工作要处理，可只要香港这边来电话说母亲情况有变化，第二天准能出现在病房里。 有时候他在美国出差，半夜也得给妹妹打个电话，问母亲今天疼不疼，饭吃了多少，觉睡得香不香。有回凌晨两点打来，妹妹说一切都好让他放心，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会儿，突然说：“我记得今天是妈生日。”原来他早在美国备好了礼物，托人专门带回香港。 老太太其实挺要强，在香港住着不习惯，总想家门前的老院子，想合肥的老邻居。杨振宁就抽时间陪她聊旧事，说小时候在清华园，父亲教他们唱歌跑调的模样，老太太听着听着就笑了，疼劲儿好像都轻了些。实在疼得厉害时，老太太就抓着他的手，他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握着手，有时候能坐好几个小时，等母亲睡熟了，再悄悄去给医生打电话问办法。 1987年老太太病情稳了些，杨振宁跟人聊起，说小时候发烧，母亲总把毛巾折得整整齐齐敷在他额头上，从没算过那条毛巾值多少钱。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当年母亲怎么疼他，现在他就怎么疼母亲，哪有什么值不值的说法。 后来有人说，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天天围着病床转不耽误事吗？可在杨振宁这儿，母亲的事从来都是头等大事。那些在实验室里破解宇宙奥秘的智慧，到了病床前，全变成了喂饭、擦身、记医嘱的细心。 说白了，不管站得多高，成多大名，回到母亲身边，他也只是个想让老妈少受点罪的普通儿子。这种心思，其实跟咱们普通人没两样，只不过他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份孝心做得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