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

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张群肯出手相助，不是偶然。两人同是四川同乡，相差十岁，因书画结缘成半世纪挚友。 张群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4年张大千从敦煌临摹归来，正是他动用资源牵头办展，让那些戈壁深处的丹青首次震撼川地。此时张群身居西南军政长官之位，在政权交替的乱局里，这三张机票是给老友的最后退路。 徐雯波登机时刚满19岁，是张大千女儿的同学，比丈夫小了整整30岁。她怀里抱着的三岁女孩心沛，是张大千二夫人黄凝素的孩子。 没人知道这个年轻母亲有多挣扎——她自己的女儿心碧三岁，儿子心建两岁，都被留在了成都的家眷中。她或许以为只是暂避风头，毕竟张大千原本压根没打算远走。 此前数月，张大千的人生还处在两难抉择中。徐悲鸿两度寄信，邀他去北平艺专任教，开出3000斤小米的月薪，这已是当时最高待遇。 毕生敬重的何香凝也登门拜访，直言“你不关心政治，该回北平去”。他不是不动心，只是一大家子要养活，3000斤小米实在杯水车薪，更怕自己走后，留在成都的家眷弟子遭国民党报复。 转机出现在1949年11月的台北画展。于右任催他赶紧回成都接家人，陈诚直接安排军机送他返程，可等来的只有三张机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杨宛君和众多孩子挤满机场，最终只能洒泪作别，这一别就成了永诀。 登机的几十幅敦煌壁画，是张大千的命根子。1941年到1943年，他在莫高窟待了两年半，每天在洞窟里工作十多个小时。 为不损伤原画，他让弟子悬空提纸勾线，借阳光透过蜡纸拓印轮廓，用青海喇嘛特制的矿物颜料上色。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颜料冻住了就先画素稿，回暖再补色，最终临摹近300幅原作大小的壁画。这些带着戈壁沙尘的作品，早成了他艺术生命的一部分。 飞机落地台湾后，张大千并没久留。他本就不愿委身国民党，对两岸封锁政策更感不满。带着那些壁画，他先去香港，再赴印度办展，敦煌艺术由此第一次走出国门震撼南亚。徐雯波临产时他返港暂居，总追问家里有没有来信，却只能对着壁画思念故土。 后来他移居巴西建“八德园”，一住17年，靠这些临摹壁画打开西方画坛。连毕加索都邀他做客，讨教中国笔墨技法。 可他始终惦记着大陆的藏品，早早就嘱咐成都的家人，若自己回不去，就把剩下的125件敦煌临摹品交给四川博物馆。1963年莫高窟维修时，那些作品还成了修复参考的关键依据。 他不是没想过回家。1950年代大陆多次劝归，他托人带话想回去看看，可“反右”运动一来，叶浅予等老友被打成右派，他彻底断了念头。 齐白石后来写信求他帮忙卖画换100美元养家，更让他确信自己走不了——连齐白石都窘迫至此，靠卖画为生的自己回去只会更难。 1976年他最终定居台湾时已77岁，那些带出来的壁画，按当年与杭立武的约定捐给了台北故宫。而留在大陆的藏品，也由家人如期交给四川博物院，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他的抉择里，有对艺术自由的渴求，有对家人安危的顾虑，更有时代洪流的裹挟。 张大千的离去从不是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个艺术家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无奈。那些壁画成了跨越海峡的文化纽带，他本人则成了时代分野里，一个关于坚守与遗憾的符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