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后，吴石和朱枫等核心人员都被害了，唯独有一个重要的人跑了，他东躲西藏，最后竟然去到了北京，他就是蔡孝乾的交通员刘青石。 刘青石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出生那阵儿，台湾还被日本人占着。 刘青石出生于1923年的台湾基隆，那时岛屿还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整个社会笼罩在高压氛围中。渔民家庭的他，从小目睹本地人饱受歧视和剥削，码头劳作成为日常，父亲捕鱼所得大半上缴日方，家庭温饱难继。这样的环境铸就了他对不公的敏感，早年辍学后，他进入台北工业学校短暂求学，1940年因参与抗日活动被捕，入狱五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获释。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湾局势动荡，他开始接触进步力量，通过熟人引荐，结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从此，他投身地下工作，担任专职交通员，负责情报传递。这份差事风险极高，却是他从码头苦力转向革命道路的关键一步。刘青石的加入，反映出许多台湾青年在民族觉醒中的选择，他们从个人遭遇中汲取力量，逐步融入更大格局。 台湾地下党在1940年代末期发展迅猛，吴石作为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处副处长，潜伏最深，提供军事情报；朱枫则在国民党空军任职，两人配合默契，为大陆解放事业输送关键信息。 刘青石作为蔡孝乾的得力助手，多次往返香港和上海，携带文件藏于鞋底或包裹夹层，确保情报安全。他的工作琐碎却不可或缺，支撑起整个网络的运转。蔡孝乾本人曾是长征老战士，1947年奉调台湾，重建省工委，短短两年内党员人数增至3000余人。 然而，这种高速扩张也埋下隐患，国民党当局加强监控，地下党面临双重压力。刘青石的经历典型地体现了基层党员的奉献，他们不求名利，只为岛屿早日回归祖国。这种朴素信念，在白色恐怖时代显得格外珍贵。 1950年1月，蔡孝乾首次被国民党保密局抓获，本已“逃走”，但4月再度落网，这次他彻底叛变，供出省工委全部架构。 消息传开，台北一夜之间戒严，军警挨户搜捕，吴石在办公室被捕，朱枫从舟山撤离途中遭诱捕，两人均在审讯中坚贞不屈，最终于1951年被枪决。 整个台湾地下党遭受灭顶之灾，骨干几乎全军覆没。刘青石当时正准备传递一份港口布防情报，察觉异样后迅速销毁文件，化装逃脱。他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却也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流亡生涯。这次叛变暴露了组织安全的薄弱环节，蔡孝乾的背叛不仅摧毁了情报线，还导致后续行动屡屡受挫。刘青石的逃亡，成了这段历史中难得的转折点。 逃亡初期，刘青石避开主干道，专选山林和小径转移，国民党悬赏通缉，他的画像张贴街头。 他辗转花莲等地，在墓地和废弃仓库藏身，靠零工和乞食维持生计。1951年，张志忠被捕的消息传来，香港地下党书记万金光曾指示他返回台湾营救蔡孝乾，但鉴于局势，他选择继续北上。 途中，他多次险象环生，如在小镇购粮时遭盘查，勉强蒙混过关。四年间，他联络残余同志，借渔船偷渡香港，期间国民党情报网延伸至境外，追捕不懈。刘青石的坚持源于对组织的忠诚，这种底层党员的韧性，在历史叙事中往往被忽略，却构成了革命链条的坚实一环。他的经历提醒人们，个人选择在宏观事件中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抵达香港后，刘青石未敢久留，迅速转乘列车北上大陆。1954年，他终于踏上北京土地，受到中央同志接见。 作为关键证人，他详细汇报台湾地下党情况，包括蔡孝乾叛变细节和残存联络点，为后续对台工作提供宝贵线索。他的情报帮助大陆掌握岛内动态，避免类似失误重演。刘青石晚年在北京安度，偶尔接受访谈，强调基层作用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虽不张扬，却折射出台湾同胞对统一的向往。在那个时代，许多像他一样的普通人，用行动书写了隐秘篇章，这种无名英雄的集体记忆，至今仍值得深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