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胶东半岛的一个小村庄里，13岁的陈敏学正在家里背诵日语课文。突然，两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进了院子。“会说日语的小子，跟我们走！”其中一个用蹩脚的中国话吼道。 这不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陈敏学出生在广东梅州（有说在深圳），那是1929年的事。家里穷，兄弟姐妹多。 他三四岁的时候，就亲眼看着日军在村口打死了舅舅，只因为老人没给他们鞠躬。 母亲也是在一次“清乡”中被打得几乎残废。更小的弟妹，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记住，就因为没钱买药一个个病死了。 所以当年日军在学校推行“文化教化”，强迫孩子学日语时，他死活不愿意念。可老师说，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是命令。 陈敏学聪明，记性好，发音也准，没多久就被送去“特别班”，专门学日语。日本人还给他取了个名字——铃木三郎，说是“赏识他”。 那个叫铃木的日军军官，还非要认他做干儿子。 看上去是荣誉，其实谁都知道，这种“干爹”，你要是不认，可能下一顿饭就没了。 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铃木三郎”，后来成了抗日游击队最可靠的耳目之一。 1942年，陈敏学才13岁，就被调去做日军司令部的翻译。他没得选。那时候，谁家孩子会说日语，基本都被军部盯上。 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命令、电文、兵站安排。别人看他穿着日军制服，在街上骑着高头大马的自行车，还以为他成了“日本人”。 有一次，他在翻译室听到消息，说日军准备在东江一带“清剿”，目标是几个游击队常出没的村庄。 他偷偷把这些内容记在心里，晚上回家后，把纸条藏在鞋垫下面，第二天一早就交给了一个“卖豆腐”的人。那人其实是东江纵队的接头员。 这就是他开始“潜伏”的第一天。 之后的两年里，陈敏学用他的小身体，把情报一条条送出去。 日军搜粮，他提前透露消息，村里人得以转移物资；日军设伏，他悄悄传信，游击队反过来打了个埋伏。他甚至救过人命。 一次，有名游击队员被捕，被带进司令部。宪兵注意到他手上的老茧，怀疑是“拉枪机磨出来的”。 眼看要被拷问，陈敏学灵机一动，立刻冲过去说：“他是我邻居，在布坊打布的，天天拉纱线，当然有茧。”宪兵半信半疑，最后把人放了。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1944年秋，情报频繁泄露，日军开始怀疑内部有“内鬼”。 陈敏学被关进宪兵队的审讯室，连续三天三夜不让睡觉，还被吊在梁上毒打。他咬紧牙关，坚持自己只是普通翻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是再嘴硬，就送你去海边喂鲨鱼！”审讯官怒吼。 他还是没说。 几天后，一个上级军官出面保了他，其实是那个“干爹”铃木。 对方说：“三郎绝不会背叛我们。”于是他被放了，但从那以后，身边多了个“随从”，其实是监视他的一双眼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一天，东江纵队接到命令，准备正式接收驻地日军投降。 陈敏学作为翻译，换上了游击队的军装，站在队伍最前列。日军军官一脸惊愕地看着他：“三郎？你是……？” 陈敏学挺直腰板，一字一句地说：“我是东江纵队战士，陈敏学。” 那一刻，院子里鸦雀无声。 但不是所有人都立马理解他做过什么。村里人很多年都以为他是“汉奸”。 甚至在抗战胜利后，他一度背负骂名，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逃亡香港。 他开过武馆，教人练拳，也拍照糊口。直到1950年才回到深圳。 他当过小学老师，也做过摄影师，始终低调。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一年，他已经59岁。 其实像他这样的少年情报员，在抗战期间还有很多。 河北唐县的石娟荣，12岁就开始送情报，靠着一个破柴筐，穿越日军封锁线。 吉林穆棱的张守范，14岁就化名“吉东”，在山林里踩着雪路送出一份份重要电报。 还有河北武强的邵书修，曾把八路军的枪藏进日军草席底下，硬是救下了一个地下党。 他们都没被写进课本。但他们做的事，救了无数人。 说到底，战争不是只有枪和炮。还有一个个孩子，用脑子、用胆子，在黑夜里点亮微小的光。 陈敏学只是其中一个。 可他那年春天，在胶东，在那个被日本兵用枪顶着脑门带走的下午，大概只想一件事：我还没背完那篇课文呢。 后来他才知道，命运真正开始的那一页，根本没写在课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