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前排左起：聂荣臻、朱老总、刘伯承等在129师驻地。可以看到北方特有的地形和村貌，同时军队领导军容风纪严肃齐整。 1940年十二月，太行山的风已经转冷了。 山里的路结着冰，踩一脚就响。刘伯承那时候刚满四十八岁，生日那天，人不在后方，不在家，就在路上。 他和邓小平一块，带着一二九师的司令部，进了涉县赤岸村。 赤岸村不大，地处山里，房子挤在坡上，一条清漳河贴着村边流过。那地方连地图上都难找，但这一年，村子成了根据地的中心。 不是因为风水好，也不是图个“赤”字，纯粹是形势推着人选地方。 百团大战刚过去。日军被打疼了，反扑得凶。国民党这边也没闲着，一边抗战，一边提防共产党，搞不少小动作。根据地很不安稳，部队得有个能扎住的点。赤岸不是最好的，但在那会儿，是最合适的。 涉县早在1939年就被收复了，日军没在那儿站住脚。赤岸周边一带，敌人活动少，地势复杂，藏得住人，也便于调动。麻田在北边，不远，是八路军总部。两地之间联系方便，刘邓要坐镇根据地，手里得有线能牵着。 粮食问题也不能忽视。清漳河沿岸有河滩地，能种麦子、玉米，甚至水稻，山坡上还长着核桃、花椒这些能顶用的东西。太行山区，谁都知道缺粮。一个村子要接得住一整个师的指挥机关，不靠地能出产，不行。 但最关键的，不在山水，也不在田地，而是在人。 赤岸的村民不富裕，可人不差。三年前，刘伯承带人来这儿走过一回，留下过印象。村里早早有抗日队伍，也有人参加救国会，底子不薄。部队正式进驻时，村民自发腾房、扫院、烧水。不少人把自家最暖和的屋子让出来，自己搬去潮冷的东屋，连炕都不烧。 刘伯承住进了戏楼的南屋，屋小，光线暗。邓小平和政治部的同志合住一间老屋。村民劝了几次，让他们搬去北房，都没成。干部说一句话：咱不能叫老百姓为我们吃亏。这种事，在别处不多见。 部队在村里一住就是五年。开会、发电报、写命令、布防，很多事都从这里开始。早上天没亮，戏楼那头就有人起来烧水，庙堂的小院里不时有人来回走动。孩子们趴在门口听人说话，大人也不拦着，他们自己也听不太明白，就想看看热闹。 卓琳，那时候负责政工，她在赤岸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村里头的年轻人，悄悄发展了几个党员，有的后来跟着部队走了，有的留在村里，成了骨干。那几年，村子变得不一样了。 日军扫荡几次，赤岸也遭过。房被烧过，地被踏过，河边打过仗。可村子没散，种地的还种地，做饭的还做饭。打过仗的士兵回村，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帮人修炕、补墙。村民说话更直接了，见面先问吃没吃，后问打得怎么样。 根据地建设也从这儿展开。赤岸成了中枢，往东能看冀南，往西能扯上晋南，南边正好接着林县。几条线连起来，一二九师的调度更顺，部队分散行动时，也能听得见指挥。平日看着就是个小村，关键时刻，它能顶事。 邓小平那几年不太说闲话，一到晚上就坐在灯下写材料，常常写到半夜。刘伯承白天爱出门看看地形，走在村头总有人给他打招呼。他一笑，也不多说什么，就挪着步子往山上走。干部们说，他脑子里常年装着图，一走到哪里就自动展开。 军和民的关系，在赤岸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子一点点过出来的。有时候部队没菜吃，村里谁家院子里有一棵青菜，谁就拎来一把。缺盐了，有人自个儿跑出去换。部队也不光是打仗，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帮人修屋，翻山砍柴的活也干。 五年后，到了1945年，抗战结束。一二九师撤出了赤岸。那时候村里的人没哭，也没送别，只是站在路口看着，等人走远了才回屋去。 屋子还是那些屋子，炕还是那些炕。只是灯灭的时候，屋里安静得有些不习惯。 外头的人，后来把赤岸写进了书，说是根据地样板，说是边区政治的缩影，也有人说它是革命生态的典型。说得都不算错，但村里人听不太懂那些词。他们记得的是谁给家里修过炕，谁在下雪时帮着抬过水，谁送过一口热饭。 赤岸没有什么奇迹，也不是“天选之地”。 它只是刚好有点地势，有点产出，有一群人，愿意把命和信念一起押进去。就是这几个条件，加上战争逼出来的决心，把一个小山村推到了地图正中间。 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山还在，河还在。 戏楼也还在，就是旧了。 冬天冷，屋里的人会烧一堆柴火，坐着喝点热茶，不说太多话。有时候会提一句：那几年，可真是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