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8军军长从军事学院毕业，准备赶往莆田赴任。组织上给了300元钱，当做军长一家的路费，军长一路上省吃俭用。抵达28军军部时，军长身上还剩下192.2元，全部上交到后勤部门。 这位军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少将——詹大南。 说起詹大南将军，那可是个传奇人物。他1915年出生在安徽金寨，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连鞋都穿不起，一年到头打着赤脚。14岁那年，家乡闹起了革命，他二话不说就参加了红军。从一个啥也不懂的“红小鬼”，一路摸爬滚打，从班长、排长干到师长、军长，身上那股子朴素劲儿，一辈子都没变过。 熟悉他的人都说，詹将军有个“毛病”——特别“抠门”。他对自己抠，对公家的钱更抠。 1955年3月，詹大南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接到命令，要去福建莆田，接任第28军军长。那时候，28军可是驻守福建前线的主力部队，任务相当重。组织上考虑到他要拖家带口，特批了300元作为安家和路上的费用。 那时候的300块钱是什么概念？要知道，1955年全军刚实行薪金制，一个正军级的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百出头。这笔钱，差不多是詹大南一个月的工资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才二三十块钱，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到一百块。这300块，足够一个普通家庭过上大半年好日子了。 可詹大南拿到钱，想的却不是怎么改善生活。他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从南京出发，一路上能省就省。坐火车，他只买最便宜的硬座；吃饭，就在路边摊买几个馒头、咸菜对付一下；住宿，更是找最简陋的小旅馆。孩子们想喝碗热汤，他都得盘算半天。身边的人不理解，说：“军长，组织给的钱，就是让您路上用得舒坦点，何必这么苦自己？” 詹大南却摆摆手，笑着说：“公家的钱，能省一分是一分，部队现在困难，到处都要用钱。” 就这样，一家人从南京辗转到了莆田。到了军部，他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后勤部长，把口袋里剩下的钱掏了出来，一五一十地上交。后勤部长看着那一沓子零零整整的钱，还有一张详细的账单，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算账，不多不少，正好192.2元。 这件事，很快就在28军传开了。战士们私下里议论：“新来的军长，对自己可真狠！”但这“狠”的背后，大家看到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从战火硝烟里带出来的本色。 你可能会觉得，詹大南将军只是对自己节省。其实不然，他对原则问题，比谁都“大方”。 刚到28军那会儿，部队驻地条件很艰苦。军部设在一个旧祠堂里，詹大南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两间又小又潮的厢房里。机关的同志看不过去，想给他修个好点的住所。詹大南一听就火了：“战士们还睡在通铺上，我这个军长搞什么特殊？要修，先给战士们盖营房！” 在他的坚持下，军里有限的经费全都用在了改善基层连队的设施上。而他自己，就在那间破旧的厢房里，一住就是好几年。 还有一件事，更能看出他的较真。当时部队里有些干部，觉得打天下辛苦了，开始讲究享受，有的甚至利用职权占点小便宜。詹大南对此深恶痛痛绝。他规定，军里所有车辆，除了战备值班，一律不准私用。有一次，他夫人生病，需要紧急送医院。警卫员想都没想，就准备去开军部的吉普车。 詹大南一把拦住他，硬是让警卫员去街上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夫人送到了医院。他说：“车是公家的，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给我家当私家车的。” 这件事对全军的震动很大。一个军长，连自己老婆看病都不用公车，谁还好意思占公家的便宜？从此以后，28军的作风焕然一新，公私分明成了铁的纪律。 我们回头看看那个时代。1955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东南沿海的战备压力依然巨大。国家穷，军队的经费更是紧张。每一分钱，都得用在刀刃上。詹大南将军省下的那192.2元，或许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可能就是一个连队一个月的伙食费，可能是一批急需的药品。 他上交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国家、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姿态。这种姿态，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支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 詹大南将军一生节俭，但他对国防事业、对人民的感情，却无比“大方”。他晚年离休后，依然关心着部队的建设，还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数万元存款，全部捐给了家乡的希望工程。 一个人的品格，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那192.2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老红军、一位共和国将军的初心和本色。这笔钱，也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