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秋的深夜，四川乐山沙湾镇的郭家老宅，死一般沉寂。婚房里，褪色的“囍”字剪纸在窗棂上微微颤动，铜烛台上的红烛已经燃尽大半，堆叠的烛泪仿佛凝固的叹息。 20岁的郭沫若猛地推开房门，带着一身寒气闯了出去，头也不回。屋里，是他刚拜堂五天的妻子，张琼华。 这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见面，或许也将是最后一次。对于接受了新式教育、满怀抱负的郭沫若而言，这场母亲包办的婚姻，像一根绳索，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 当他满怀一丝幻想掀开盖头，看到的却是一张其貌不扬、还有一双“三寸金莲”小脚的女人时，他感到的是彻底的愚弄和绝望。 他的自传《黑猫》里，他刻薄地形容这次婚姻：“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 他愤怒地冲出新房，在书房里枯坐了一夜。接下来的四天，他视张琼华为空气，从未踏入房门半步。第五天清晨，他收拾好行囊，以“求学”为名，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 张琼华追出门外，看着那个只做了自己五天丈夫的男人，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她不知道，这一走，竟是一生一世的诀别。 郭沫若挣脱了“枷锁”，奔向了他的自由天地。两年后，他远渡日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革命的浪潮里激荡 他的生活，从此充满了诗歌、爱情和远方。1916年，他在东京的圣路加医院邂逅了日本护士佐藤富子。 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她的出现，瞬间点燃了郭沫若压抑的情感。他为她写下滚烫的情诗，热烈地追求她。 佐藤富子为这个中国才子所倾倒，不惜与家庭决裂，追随于他。郭沫若为她取名“郭安娜”，两人很快同居，并先后生下了五个孩子。 那些年，他创作了奠定文坛地位的诗集《女神》，与郁达夫等人成立“创造社”，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的世界风生水起，光芒万丈。 而在几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时间仿佛是停滞的。张琼华的世界，只有那一方小小的郭家大院。丈夫的离开，并没有让她成为怨妇。 她默默地脱下还崭新的嫁衣，换上靛蓝色的土布衫，将一个“妻子”和“儿媳”的身份，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刻进了骨子里。她每天凌晨四点就起身，为公婆准备热腾腾的玉米粥和米糕，悉心照料他们的起居。 郭沫若的书房，成了她的禁地，也是她的念想。她把丈夫留下的每一本书、每一个作业本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整齐地摆放着，仿佛主人随时都会回来。 郭母心疼这个名义上的儿媳，时常催她给日本的儿子写信。张琼华便写，信纸上永远只有短短三行字：“翁姑安好，勿念。琼。” 她从不诉苦，也不问归期，只是平静地告知家中一切安好。 然而这些信，大多石沉大海。郭沫若只在给家里的信中偶尔提一句，让她好生侍奉父母。 他不知道，也或许从不在意，这个被他视为“封建枷锁”的女人，正用全部的青春和生命，替他尽着一个儿子的孝道。 1939年，郭沫若的父亲病危。阔别家乡27年的郭沫若，终于回来了。这一次，他身边站着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于立群。此时的张琼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22岁的新嫁娘。 近三十年的劳作和等待，让霜雪过早地爬上了她的鬓角。当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出现在眼前时，她没有上前哭诉，只是默默地站在人群后面，静静地看着他。 病榻前，老父亲拉着郭沫若的手，老泪纵横地讲述着这些年张琼华的付出和不易。族人亲友，无一不对她交口称赞。郭沫若听着，内心五味杂陈。 他走进那间既是自己出生、也曾是他们婚房的屋子，看到自己年少时的照片被端正地挂在墙上，书桌文具光亮如新，一切都维持着他离开时的模样。一股巨大的愧疚感击中了他。 在众人面前，这位已经是文化名流的大学者，对着眼前这个苍老沉默的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有感谢，有忏悔，却没有爱情。 张琼华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骇得手足无措，多年的委屈和辛酸，在这一刻仿佛瞬间消散。她甚至主动将自己的卧室，也就是当年的新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居住，自己则忙前忙后，为他们买菜做饭。 父亲去世后，郭沫若再次匆匆离去。这一次的分别，又是41年。他的人生继续波澜壮阔，历任高官，成为一代文豪。 而张琼华，则继续在乐山老宅里，守着那份早已名存实亡的婚约，直到1980年孤独离世，享年90岁，一生无儿无女。 信息来源：郭沫若与原配夫人张琼华关系始末——新文学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