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初，莒县城内，护城河上已结起薄冰，气温低至零下7度，刺骨的寒风钻进每一个角落。 莫正民，身着伪军黄呢制服，方脸阔额，表面上是日军59师团的“忠实走狗”，实则内心早已动摇。 1943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杨家店子的屠杀惨案，乡亲的血染红了土地，那一夜，他偷偷焚香祭奠，泪水滴在泥土上。从那天起，他开始暗中联络八路军，成了潜伏的双面人。 而日军指挥官松本少佐，左眼因早年地战致残，性格多疑且阴冷。他总爱在电话里试探莫正民，称他“莫桑”，语气却冰如刀锋。 一次通话中，松本突然问：“莫桑，最近城内可有异动？”电话那头，莫正民强装镇定，笑着回：“太君多虑了，弟兄们都在喝酒取暖呢！” 话音刚落，他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酒瓶，咣当一声，心跳几乎停滞。幸好，松本只冷哼一声，挂了电话。可莫正民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与此同时，八路军敌工干部谷凤鸣，化身莫正民的副官，腰间藏着一把缠红绸的南部式手枪，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他和莫正民商议，决定以魁星阁为突破口，点燃灯笼作为起义信号。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大风吹灭了灯笼，谷凤鸣果断改用爆破，八路军工兵混入送腌菜的车队，将炸药伪装成萝卜干，悄然埋下。这一切，日伪军毫无察觉。 11月14日黄昏，夜幕降临，莒县城内灯火稀疏。八路军战士们潜伏在城外，渡河时冰面碎裂的“咔嚓”声成了唯一的掩护。 莫正民则在伪军指挥部内，故意灌醉部下，假装醉态，嘴里哼着小曲，手却紧握着一把城门钥匙——那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他起义的最后筹码。 突然，魁星阁方向传来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塔楼轰然倒塌，守军惊慌失措。莫正民趁乱下令：“弟兄们，城外有敌袭，速去南门增援！”实则，他早已安排八路军从南门突入。 城内伪军被调虎离山，八路军第六团如利刃般直插城心，枪声、喊杀声响彻夜空。莫正民带着亲信，打开南门，将城门钥匙亲手交给谷凤鸣。那一刻，他的眼神复杂而坚定，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然而，起义并非一帆风顺。11月19日，日军增援2000人赶到，与城内残部合流，试图反扑。莫正民和谷凤鸣不得不再次周旋，他们将弹药藏在运菜车底，覆上冻白菜，骗过松本的检查。 松本用手套抹着货架上的灰尘，眼神阴鸷，却终究没发现端倪。11月29日，日伪军溃逃至城东，遭遇八路军伏击，伤亡近半，莒县彻底解放。 莒县起义，不仅仅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更是山东抗日史上的转折点。它打通了鲁中与滨海根据地的联系，控制了胶济铁路以南的战略要地。 更重要的是，这是山东伪军整建制起义的首例，次年，超过万名伪军效仿投诚，直接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统治根基。甚至，日军将此事编入《防谋略教材》，特别警告：“警惕醉酒军官的忠诚表演。” 而莫正民，这个在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名字，却用自己的抉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他从伪军头目到革命烈士（1950年病逝后被追认），用行动证明了人性在黑暗中的光辉。 他曾对谷凤鸣说：“我这一生，背负了太多骂名，但只要能救下更多乡亲，这条命，值了。”这句话，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 如今，莒县南门的城门钥匙静静地躺在沂蒙革命纪念馆中，铜匙长18厘米，表面斑驳，似在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魁星阁遗址上，1950年立起了解放纪念碑，每逢清明，总有后人前来祭奠。而莫正民的故事，也如寒夜中的火光，照亮了我们对历史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