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撤退时不幸被捕。她为了不暴露身份，借口肚子疼要去上厕所，趁此机会，她把身上的一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刚丢完就看到敌人来催促她了。 钱瑛是湖北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家境不错。她从小就聪明，爱读书写诗，在当地被叫做“才女钱六姐”。但她身上最突出的，不是才气，而是一股子拧劲儿，一种天生不服输的硬气。 这股硬气，第一次爆发是在她的婚事上。那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她妈给她物色了个富家子弟，聘礼都收了。钱瑛知道后，死活不同意。软的硬的都试了，没用。最后，她抄起一把剪刀就往自己身上扎，满身是血。这一下，把她妈彻底吓住了，只能退了婚。 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她连命都可以不要。这种性格，一旦认准了一件事，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告别了家乡，钱瑛去了武汉，考进湖北女子师范。剪短发、读新书、反“三从四德”，这些都跟钱瑛的想法不谋而合。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1927年，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刚投身革命没多久，她就见识了什么叫“白色恐怖”。国民党在九江大抓捕，她前脚刚洗完澡，后脚敌人就砸门了。她想都没想，直接从后窗跳出去，光着脚跑了。从那一刻起，安稳日子就跟她绝缘了。 之后她参加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跟组织失联。一个人在外面流浪，不敢住店，只能借宿在农户家。有一次，一个寡妇看她长得漂亮，动了歪心思，想把她卖给当地民团团长做小老婆。钱瑛多机灵啊，好说歹说，最后把身上唯一的戒指给了寡妇，才换来一条生路。 为了去香港找组织，她路过湖南，遇到哨卡盘查。她立马切换角色，编了一套词儿，说自己是湖南人，本来是给国军团长太太当丫鬟的，结果被扔下了，一路要饭才到这儿。那几个湖南老乡士兵一听，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凑了十几块钱给她，还给开了张路条。 她拿着钱去坐船，结果上了一艘贩卖人口的黑船。等她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两个壮汉已经盯上她了。她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趁着看守松懈，“扑通”一声跳进海里，硬是游到了岸边，被一个渔民救了。 经历九死一生，她总算在香港找到了组织。 1928年，组织把钱瑛调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她遇到了一个叫谭寿林的男人，也是她的直接领导。为了工作方便，组织让他俩假扮夫妻。没想到，在日复一日的并肩战斗中，两人假戏真做，产生了真感情，成了一对革命伉俪。 谭寿林送给她一块怀表做定情信物，里面嵌着两人的合照。钱瑛把它看得比命还重，一直贴身收藏。 可幸福太短暂了。没多久，钱瑛被派往苏联学习，两人新婚燕尔就要分离。她在苏联生下女儿，为了不耽误学习，只能把刚满月的孩子送到国际婴儿园。1931年，她响应号召回国，却因为路途艰险，不得不把女儿永远留在了莫斯科。 回国后，夫妻团聚的日子没过几天，因为叛徒出卖，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掩护钱瑛和其他同志撤离，谭寿林不幸被捕。 在监狱里，敌人对他用尽酷刑，想从他嘴里撬出党的机密。但谭寿林始终守口如瓶。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托人带给钱瑛一件血衣，作为最后的告别。1931年5月30日，年仅35岁的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丈夫的牺牲，女儿的遥远，对钱瑛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她没有时间沉湎于悲痛，擦干眼泪，化名“彭友姑”，继续投身到更危险的地下工作中。 1932年秋，钱瑛在洪湖地区工作，但由于叛徒周英超的背叛，整个苏区土崩瓦解，她所在的潜江县委也暴露了。在奉命撤退的途中，她还是没能躲过敌人的封锁线，不幸被捕。 在被押送的路上，她表面上很镇定，脑子却在飞速运转。她知道自己用的化名“彭友姑”没什么问题，敌人查不到什么。但突然，她想起了那块藏在身上的怀表。 一旦这块表被搜出来，照片一比对，她的真实身份、她和谭寿林的关系，瞬间就会全部暴露。到那时，她面对的就不是坐牢，而是立刻被处决。 她急中生智，突然捂着肚子，痛苦地弯下腰，嘴里“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押送的敌人骂骂咧咧，但看她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像是装的。走到一段路两边都是草丛的地方，钱瑛顺势就倒在了地上，说自己要去方便一下。 敌人放松了警惕，让她去草丛里解决。就趁着这个机会，钱瑛迅速掏出怀表，看准四下无人，飞快地把它扔进了茂密的草丛深处。她刚做完这个动作，就听见敌人不耐烦地在催促她了。 到了监狱，敌人对她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虽然在之后的审讯中，她受尽了折磨，但因为敌人始终无法证实她的真实身份，只能给她判了刑。 在监狱里待了四年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钱瑛才被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她没有停歇，继续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监察部第一任部长，成了共和国的“女包公”。她一生铁面无私，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为严格，得罪了不少人，也守住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