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美国华人演员黄柳霜为支持祖国抗日，倾尽所有资产。谁料，宋美龄访美时，却将她满是嫌弃的将她拒之门外，还放话：“她还不配当我的座上宾！” 黄柳霜，1905年生在洛杉矶唐人街，家里是开洗衣店的。那年头，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能有多难。她是第三代移民，可那张东方面孔，在哪儿都是异类。在白人小孩眼里，她是被欺负的对象；在自己家里，她是个不被待见的女儿，父亲重男轻女，甚至让她穿男孩子的衣服。 这种爹不疼娘不爱的开局，换别人可能就认命了。但黄柳霜骨子里有股劲儿。9岁那年，她攒下自己打工的辛苦钱，第一次溜进了电影院。那束光，不仅照亮了银幕，也照亮了她心里那个不着边际的梦——当演员。 这梦做得有多难？这么说吧，她因为华人身份，被剧组拒了上百次。14岁，好不容易在电影《红灯笼》里跑了个龙套，连个正脸都没有。但她高兴坏了。为了这个梦，她16岁就辍学闯好莱坞。可好莱坞给她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永远是卑微、顺从、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娃娃，不是妓女就是女奴，而且结局必定是死亡。她自己都苦笑着自嘲：“我在银幕上死过一千次了。”那些导演给她的剧本，最后一页永远写着：“最后，这个中国女人必须死。”这哪是拍电影，这简直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对整个族裔的公开羞辱。 可她没得选。在那个年代，好莱坞的《海斯法典》明文规定，不同种族的演员不能在银幕上接吻。这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女主角，去和白人男主谈一场堂堂正正的恋爱。她成了好莱坞一道诡异的风景，一个永远的“他者”，一个满足西方猎奇想象的东方符号。 事业上憋屈，爱情里更是牺牲品。她和白人制片人米奇尼兰爱得死去活来，谈婚论嫁了，结果加州一部《反异族通婚法》直接给判了死刑。法律不允许他们结婚。心碎的她，最终选择远走欧洲。 在柏林和巴黎，黄柳霜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旗袍，说着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惊艳了整个欧洲。她成了时尚界的宠儿，英国王室都请她喝茶。她终于可以演一些正常、有尊严的角色，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会死的中国娃娃”。 可就在她扬眉吐气的时候，来自祖国的声音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国内的报纸骂她“辱国小丑”，说她演的角色丢了中国人的脸。连她的亲姐姐都公开登报，宣布跟她决裂。 这种痛苦，谁能体会？在美国，她因为是中国人而被歧视；在中国，她因为演了被歧视的中国人而被唾骂。世界这么大，好像就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1935年，她憋着一股劲回到好莱坞，想为华人角色争口气。当时米高梅要拍一部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级电影《大地》。黄柳霜觉得，那个坚毅、隐忍的农妇阿兰，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她苦苦哀求，可结果呢？制片方宁可用一个毫无东方背景的德国女演员，通过化妆来“扮演”中国人，也不给她这个真正的华人机会。反手，还塞给她一个恶毒小妾的角色。 这简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心灰意冷的黄柳霜，第一次踏上了她魂牵梦萦的故土——中国。可她看到的，是日军轰炸下的上海，满目疮痍。 那一刻，所有的个人委屈都烟消云散了。看着废墟里的同胞，黄柳霜当场决定，卖掉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把几十年打拼积攒的全部身家，换成钱，全部捐给祖国抗日。她自己则换上粗布衣衫，像个斗士一样，跑遍美国各地，一次次登台义演，为抗战筹款。 她用自己的名气，呼吁美国社会关注中国的苦难。李宗仁将军都亲自写信感谢她，称赞她是“深明大义”的“爱国艺人”。 然而，讽刺的一幕发生了。 1942年到1943年，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访美，为中国抗战争取援助。这本是团结所有海外华人力量的绝佳时机。当时美国各界名流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好莱坞明星云集。作为当时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巨星，黄柳霜理应在受邀之列。 可谁都没想到，宋美龄亲自下令，拒绝黄柳霜出席任何有她参加的活动。她给出的理由，简单又刻薄，充满了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对“戏子”的傲慢与偏见。据当时媒体记载，宋美龄的原话是：“她还不配当我的座上宾！”在她看来，黄柳霜代表的是旧中国，是那些洗衣工、妓女、女奴组成的、需要被改造的、不光彩的形象。而她宋美龄，代表的才是新中国，是优雅、进步、文明的形象。 同为女性，本该最能体会彼此的艰难，但黄柳霜等来的，却是来自祖国最高层女性的无情封杀。这个打击，比好莱坞的任何一次拒绝都更让她心寒。她为之倾尽所有的祖国，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她彻底拒之门外。 1961年，56岁的黄柳霜因心脏病突发，孤独地在公寓里离世。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她的葬礼，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好莱坞巨星前来，也没有所谓的同胞代表，只有几个亲友默默送别。 她走了，带着一身的伤痕和误解。她的遗嘱里，有一句最刺眼的话：“我死也不要葬在中国，那里没人爱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