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所说。鲁迅（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相处甚得，无话不谈。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多次帮助李大钊一家人。周作人冒着风险照顾烈士遗孤，收留李葆华、李星华兄妹在自己家里躲避。后来，周作人又出面帮助支持李葆华前往日本留学。 1920年代，北京北大红楼的地板缝里经常卡着沙土。有人说，那是从讲台上落下的，带着油墨味。也有人说，那是从讲义夹缝里抖出来的，一点点灰，混着潮气。李大钊常常穿着长衫，风风火火往讲堂里走，袖子一甩，板书一下写满整黑板。声音大，句子短，抬头看人，说话不拐弯。他讲社会主义，讲布尔什维克，学生们都听得直起身子。 周作人就在隔壁教室，讲的不是那些。他讲古文，讲日本诗，偶尔还讲讲翻译的难处。手上翻着书，语速慢，偶尔夹两句调侃。学生喜欢他那种平静里的锋利，觉得他不像个教授，更像个街头老头儿，嘴毒却懂事。 两人有时候课后一起喝茶，不多话，各倒一盏。李大钊说起俄国革命，眼睛发亮；周作人不接话，只是点点头，说：总归得有人先试试。两人算不上知己，但投得上缘分。私下交往不多，碰面也不热情，但彼此清楚对方不是泛泛之辈。 李大钊被捕那年，北京的天也阴。四月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传单像落叶一样满街飞。李家的门一天比一天冷清。四月二十八日，行刑那天没人敢站在街上，只敢躲在窗后听动静。 几天后，李葆华和李星华兄妹到了八道湾。是周作人把他们接进家的，没声张，甚至没让邻居知道。那时候，谁家藏着烈士的孩子，等于把绳套往自己脖子上套。可他还是接了。 孩子们住在后屋。不大，一张炕，一个木桌。窗户糊的是旧报纸，角落还透风。李星华晚上不敢睡，怕有人踹门。她揣着父亲留下的钢笔，一晚上都不撒手。钢笔不值钱，但她说那是她爹临走前唯一塞给她的东西。 周作人不怎么说话。做饭的照常做，孩子们吃什么他也不挑。只是有时候胡同里响起马蹄声，他会停下手里的书，起身把屋门轻轻关上。那时候，家里连水缸边的猫都不敢出声。 警察来查户口那次，是最紧的一回。人来了三四个，站在院里问东问西。周作人没慌，照常倒茶、让座。他提起书架上的几本日本书，说这些要是要封，麻烦留下一本。警察盯着他半天，转身走了。后来谁都没再提这事。 兄妹俩在周家躲了一个多月。后来，通过朋友安排，李葆华准备去日本。手续复杂，得换名字，得走关系，还得有路费。周作人出了钱，没说多少，也没提要还。他把一张银行本票夹在一包干柿饼里，递给李葆华。船开的时候，港口风大，谁也说不清那天的情绪。李葆华下跪，没磕头，只是低着头不说话。周作人站着没动，只是扶了扶帽子。 这事之后，周作人没提起过。别人问，他也不多讲。 几年过去，1933年，李大钊公葬那天，周作人出现在送葬队伍里。没穿礼服，没戴袖章，就在后面默默跟着。街头有人喊口号，有人举横幅。他一个字没说，只走路。有人认出他来，想靠过去说几句，被他摇手挡了回去。 之后的十来年，北京换了天。日本人来了，旧友散了，学校散了，街上的传单换了口号。周作人留了下来，进了文化机关，成了不少人口中的“文化汉奸”。 这话传到延安的时候，李葆华已经是干部。他拿着报纸愣了半天，没说话。别人问，他只说了一句：他以前帮过我。然后就不再提了。 后来有人说，抗战时期，周作人也藏过几个学生。有人说他是为了自保，有人说他还有点良知。审判时，他自己说，他没害人，也没写一篇鼓吹敌人的文章。他说，自己只想让学校别关门。没人信，也没人完全不信。 李星华一直没在公开场合提起周作人。但她的日记本里，有一张旧的浮世绘书签，是那年在八道湾他给她的。她没写这书签的来历，也没写感想。只是把它夹在那一页，几十年没动过。 有人翻出周作人写给朋友的一句话：“乱的时候，谁也别太讲理，护得住几个人就是福气。”这话真假难说。也有人说，他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可有些人听了，心里却发沉。 人做了什么，不总能留名。没做什么，也可能被记很久。 八道湾那棵枣树，后来还是年年开花。枣子熟的时候掉在砖地上，砸出一个清脆的声响。麻雀吓得飞起来，飞了一圈，又落下。风一过，枣叶哗哗响。声音轻，却能一直响到屋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