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死之前，他回头望了望家乡。 请大家记住照片中的人，他叫——陈阿生。当兵之前是一个走街串户的小货郎，淞沪会战前夕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88军，半月后，在防守罗店外围的小阵地中，陈阿生跟他的战友坚守了三天三夜，最后被日寇的坦克大炮突破阵地，战士们与日寇展开肉搏，全部壮烈牺牲。 —— 照片里的他，咧着嘴，牙有点黄，像刚把最后一颗麦芽糖塞给弄堂尽头的小崽子。谁会把这样一张脸跟“壮烈”俩字搁一块儿？可偏偏，就是这么个挑扁担的小货郎，把糖担子一扔，跟着招兵的老李头走了。那天傍晚，弄堂口的梧桐叶子正往下掉，他回头冲邻居喊：“糖罐子搁阿娣家，回头我请你们吃喜糖！”结果，糖罐子至今还在阿娣家的灶台上，盖儿生了锈。 88军的军装大了一号，袖子卷三圈还遮手指。班长笑他：“小扁担，你拿得动枪吗？”他把枪往肩上一甩，枪带勒得锁骨生疼，嘴里却硬气：“我挑过两百斤的麦芽糖，这铁疙瘩算个屁！”半月后，他们连被拉到罗店外的一片棉花地，地里的棉桃刚裂口，白絮被炮声震得漫天飞，像提前下了场雪。 头天夜里，日军炮群敲鼓似的轰了仨钟头，战壕里的土蹦起来又落回去，把人都埋成土俑。陈阿生半截身子被埋，嘴里全是泥，吐一口，带两颗牙。他旁边的新兵蛋子才十七，哭腔都岔了：“哥，我想回家看花灯。”陈阿生把兜里最后一块麦芽糖掰两半，大的那块塞过去：“含着，甜了就听不见炮。”第二天，十七岁的娃把糖纸贴在胸口，胸口被弹片撕开的时候，糖纸还黏着，血浸过去，像裹了层红糖浆。 第三天傍晚，坦克履带“咔啦啦”碾过来，钢板上贴着膏药旗，红得像烧红的烙铁。子弹打上去，蹦出火星，跳弹把自个人的脑袋削掉半个。陈阿生看着那半截脑袋滚到脚边，嘴还在动，好像喊娘。他红了眼，把集束手榴弹绑身上，爬出战壕那一刻，棉絮落在脸上，软绵绵的，像小时候娘给缝的棉袄。他想起离家那天，娘追出来塞给他两个煮鸡蛋，还热乎。他喊了句啥？没人听清，炮声太大，可能喊的是“娘”，也可能是“阿娣”。 爆炸响完，坦克停了，膏药旗烧成一团黑蝴蝶。阵地保住了？没人说得清，反正后来援军找到这儿，只剩一堆烂棉絮、碎骨头和半块印着“陈”字的布条。布条被血泡得发硬，风一吹，啪嗒啪嗒打坦克的铁壳，像货郎摇的拨浪鼓。 故事要是到这儿就结束，顶多算“又死一个”。可偏偏，阿娣没嫁，守着糖罐子过了八十多个秋天。每年淞沪会战那天，她把罐子擦得锃亮，摆门口，里头空空的，却像盛满整条弄堂的甜味。小孩子们问：“奶奶，这罐给谁留？”她咧开没牙的嘴：“给一傻子，他说回来请吃喜糖。” 后来，镇上新修了广场，立了块大碑，刻着“罗店英烈”。碑前面总摆着各种糖，软的硬的，带芝麻的不带芝麻的。城管来收，第二天又摆满，谁摆的？没人承认。只有半夜扫大街的老头看见，一个佝偻背影把糖排得整整齐齐，临走还拍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笑得牙有点黄。 有人说，陈阿生傻，一条命换块破地，值吗？要是他肯蹲战壕里装死，兴许能回来接着挑扁担，娶阿娣，生一堆娃，晚上给娃们分麦芽糖，糖纸攒多了还能糊风筝。可他就是站起来了，腰杆笔直，像根扁担，挑起的不是糖，是后面那十七岁娃的命，是弄堂里还没睡醒的黎明。 我外婆家离罗店不过二十里。小时候她哄我睡觉，不唱摇篮曲，就讲“糖罐子的故事”。我嫌烦，说：“都老黄历了，还提它干嘛？”外婆拿蒲扇敲我脑门：“你小子现在能躺着挑雪糕，就因为有人替你站起来了。”长大后，我跑去罗店，棉花地早变工业园，坦克履带印找不到，只剩碑前黏糊糊的糖，被太阳晒化，蚂蚁排成队，像小小援军。我蹲那儿，忽然明白：所谓“壮烈”，不是碑上金漆大字，是有人把生路让给你，自己走进糖纸一样薄的命运。 所以，别急着问值不值。先想想，如果那天换你，你肯不肯把最后一块糖掰给别人，然后笑着往火里跳？肯了，你就懂陈阿生；不肯，也正常，毕竟甜味谁不爱。可正因为大多数人舍不得，他才显得像根骨头，卡在历史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提醒每一代人：别光记得甜，忘了甜从哪儿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