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在选国旗这件事上，并不是说谁的名气大，谁设计出的国旗就最有权威性。 那年北平还没改名，北京这个名字虽然写在纸上，但老百姓嘴里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来。 街上尘土多，墙上贴着新的口号，天还没转凉，政协那边忽然放了个消息出来，说要征集新中国的国旗设计。 征图的消息一传出去，全国热闹起来。 火车一趟趟开进北平，邮包一袋袋送进机关大院。不光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动了笔，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都有人寄稿子来。有的图纸折得整整齐齐，还有人直接在烟盒背后画了就寄。 一共收了多少？快三千，还是三千出头，数不太一致，总之多得翻不过来。 图案千奇百怪。 有的画上了锤子和镰刀，有的画着稻谷、长城、星星、太阳、河流。 还有的稿子看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评委们围着那张纸看了十几分钟，最后有人嘟囔一句，“可能是种田的田吧”，大家就不说话了。 那时候不是谁有名谁就能被选上。 朱德送了一份图，画面挺整齐，左上角有一块蓝色，说是代表天空。郭沫若也有设计，颜色多，看上去挺热闹。艾青的设计，有人说像信封，也有人觉得挺有意思。 可这些稿子都没被直接挑出来。 第六小组把所有图纸都编号，不让评委知道是谁画的，一律用代号。 选稿靠图本身，不靠人情关系。 过了一阵子，有一组设计图被放在了评委桌上，说是“复字第1号”。红底，一颗大五角星，下面横一条杠。图纸旁边写着解释，那道杠象征黄河。如果加两道，就是黄河和长江，加三道，就加上珠江。 简单、清楚，逻辑通顺，不少委员觉得这个可以。 讨论了一轮，有人表示这个设计挺好，代表国家大江大河，是文明的根。 但张治中坐在那儿，一直没说话。他盯着那张图看了一会儿，说：“这几道杠……不太像是河，更像是把土地割成了几块。”这句话一出口，会场一下就静了。 大家没说话，有人点头，也有人皱眉。 横杠是好意，可要是看着像“切割”，那问题就大了。那个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最怕别人说这个国家是拼起来的，怕有人说这里不连着那里，怕有人在旗子里看出不团结。 那之后，“黄河旗”这套方案就慢慢退下去了。 讨论还在继续。有的图案太复杂，一面旗子挂上去，远远一看像乱麻；有的图案太抽象，看不懂；还有的太西化，不像中国自己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第六小组收到一份从南方寄来的设计稿。纸不新，角上卷着，编号“复字第32号”。设计挺简单，红底，一颗大星，四颗小星围着排，星角全朝着大星的中心。没有横杠，没有复杂的构图，就那么几颗星，位置清楚。 评委把图纸摊在桌上，围过去看了半天。有人说，这个整洁，也稳。再看说明，大星是共产党，小星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构上没问题，意义也对。有人说像围绕，有人说像团结，还有人说这种没有连线的构图，反而自然。 但大星里面画着镰刀锤头，这又让人犹豫了。苏联的旗子里也有这个，要是新中国的国旗也这么画，会不会太像？有人建议干脆把锤头镰刀拿掉。图案没变意思，反而更干净了。小组那边照这个改了一版，印出来重新看，果然舒服多了。 这份“复字第32号”就这样被放进了候选的最后一排。 9月25日晚上，中南海丰泽园那边灯还亮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叫了几位委员，一起再看图纸。毛泽东先说了一下之前那面“黄河旗”的情况，说分歧太大，几条横杠看着不够圆满。接着他把32号图摊开，说，“你们看看这个。”说完他又补了一句，“大星代表党，小星是人民，结构清楚。” 屋里没人出声，但能看出来，大家在点头。 第二天再讨论的时候，这份设计已经基本没什么争议了。 9月27日，政协会议上正式通过，五星红旗成了国家的正式旗帜。图样和制法随后登上报纸，红底、五颗星、比例、色号、排列，全写得明明白白。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国歌响起，人群看着那面旗子往上升，没人出声，也没人动，全盯着那一抹红在天上展开。 没人提起复字几号了，也没人再讨论谁的图没被选上。三千多幅设计，最后留下一面。不是最花哨的，也不是出自最有名的人。是一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稿子。设计者叫曾联松，浙江人，不是画家，也不在文联，在一家公司上班。他没特意宣传自己，稿子被选中那会儿，他还在上班呢，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自己画的成了国旗。 这事儿挺中国的。不是谁说了算，也不是谁压了谁，而是一群人围着一张纸，反复地看、反复地商量，最后挑出了最合适的那一个。也不是说它最漂亮，但它最稳、最贴合当时这个国家的状态。 现在看，那面旗子天天挂着。大街小巷、学校操场、边防哨所，风一吹，红底金星，照得人心里稳。没人再去想当初还比过“谁的设计更有文化”，也没人拿放弃的方案出来争论了。那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但升旗的画面一直没变。 人站在广场上，风从西边吹来，旗杆顶上的红布展开一点，再展开一点。那种声音不是响的，是轻轻的，却让人记住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