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曾说“大寨人没别的本事，有一条铁律，就是毛主席说的话一定听；毛主席指的方向一定跟。”“干部就得走在前头，不身先士卒，就不配当干部。干部脱离群众就会孤立无援。”这就是毛主席时代的好干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爱党爱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3年，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说干部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那时候不少人端着。上过几次夜校，开过几场动员会，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仿佛一说话全村人都该照着办。 可你真要问他地里缺的是什么肥，村里几家人在争水，他未必说得清。 毛主席烦这种人。他讲得直接，说这些干部身子不下地，嘴巴却一直响，这不成事。 从那以后，延安的干部开始下村。 去得多了，才知道老百姓说话是带着火气的。有说粮食不够吃的，有说分田不公的，还有直接问干部吃的是不是比他们好。 说者也不怕得罪人，反正你来了，我就说。听的人尴尬，但没法反驳。 毛主席说，做决策不能靠闭门想象，得靠这些零零碎碎的意见。 哪怕是骂声，你也得听。干部得蹲下来，坐炕上，听他们讲完，再想办法把问题弄明白，然后再告诉他们怎么解决。 这才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大寨村那边的陈永贵，干得更实。他不是读书人，讲话也不讲什么大道理，但他一句话传得很远：干部不在前头走，不配叫干部。 山上修梯田，他拿着铁锹就在最前头，社员跟着他干。 山上风大，尘土飞起来呛人，大家手上起泡，腿上起泥，他也一样。 他还说，大寨人没什么能耐，就是认准一个理——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干。干活靠人，路靠走。 那几年，很多干部扛着铺盖卷去大寨看，看陈永贵怎么带人，看那山是怎么一层层修上去的。 大寨成了样板，全国开始学。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谁要是能干出点成绩，就有可能被送去开会、领奖、上报纸。 这一来，很多地方开始模仿。 可模仿不等于理解，有的干部照抄照搬，喊口号比干活多。 毛主席其实早就知道光靠口号不行。 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领导工作得靠“民主集中制”。 说白了，先听大家怎么说，再集中起来做决定。不能靠少数人拍板，更不能靠领导自己想当然。 会议上坐了好几千人，谁都知道情况紧张。 毛主席讲话慢，但讲得透。他说，党的政策就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是群众意见，干部把它整理出来，做成政策，再送回去让群众试试看，好不好用再说。 比如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那是毛主席整整听了一个多月的汇报听出来的。 每天几个小时，三十多个部委一个接一个讲，有的讲成效，有的提难题。他边听边问，反驳也有，不全是点头。最后才总结出那十条，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这事说明，民主集中制不是摆设，是个实打实的程序。不听群众的，做出来的东西不靠谱；听了也不加工，那就一团糟。 说到群众，离不开“为人民服务”。 这话很多人听腻了，可张思德的葬礼上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到现在还有人记得。 说到底，干部干的活，是给谁干的？不是给自己露脸，不是给上级看，是给老百姓把事办妥了。 大寨的那些年，的确吃了不少苦。山上没水，靠人抬；地太薄，就修梯田。有时候一年干下来，看不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收成，但人心是稳的。陈永贵没说太多好听的，但他一直跟着社员干，这就够了。群众不是傻子，你装模作样还是脚踏实地，一眼就能看穿。 不过也有问题。比如大寨经验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变味了。 有些地方为了追大寨的“先进”，强行搞建设，不顾当地条件，干得太急，出问题了。 梯田修得是整齐了，但雨一冲，地塌了；渠道挖得快，可没水，白搭。 有的学者就批评这种“一刀切”，说这不是群众路线，是运动。他们说得也不算冤。群众路线不是让你拿着样板到处贴，而是让你到每个地方听听老百姓怎么说，根据实际情况做事。 七十年代，全国上下喊“普及大寨县”，报纸、广播、会议，都在讲怎么学大寨。 很多地方干部白天干活，晚上写学习心得，弄得人困马乏。群众还得配合，开会、学习、劳动，一个都不能少。有人累了，有人烦了，可也没人敢说什么。 这种高压的状态维持不了太久。 一旦群众的情绪压得太久，干部又成了只知道喊口号的人，那原本好的群众路线也就变了味。 群众路线，本来是讲干部得扎下去，得把耳朵放在百姓那儿听听。 有时候是抱怨，有时候是建议，有时候两句脏话骂得你脸发红，但你听进去，再改改做法，这关系就近了。 群众不是喜欢听你讲多少大道理，而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真干实事。 大寨现在还在，山坡上的梯田也还在。 走在那块地上，有人说那是汗水砌出来的，也有人觉得那是苦日子的见证。不管怎么说，那些年留下的印记，是埋不住的。 现在去大寨的人少了，可石头田埂还照样静静躺在那里，一层层地往山上走。 风吹过的时候，有些草被压低，又慢慢站起来，像是那年修梯田的人还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锄头，脚下是干裂的土。 他们没说话，只是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