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广东省梅县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抗日将领、起义将领、原国军少将邓士富死刑并立即执行。 邓士富到死也想不明白，他在驻防长春时，主动建议时任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郑洞国起义投诚，为和平解放长春做出了巨大贡献，起义后他又主动退出军政界，选择回老家务农，为何还会被处死。 1903年邓士富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银场村，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凭借战功先后晋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后来受到蒋介石赏识，被调入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卫师担任中校团附。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士富晋升为第22师独立3旅上校团长、副旅长，随部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等战斗。 凭借抗日战功邓士富晋升为第52军135师副师长，后来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郑洞国、孙立人等入缅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士富也被晋升为陆军少将，1947年调任东北剿总新1军38师副师长，后来又升任新7军61师师长。 当时国民党在长春调集重兵抵御解放军，但是邓士富所在的新7军整体战斗力并不强，这支军队除了38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外，其他两个师都是地方部队改编，武器装备落后，战斗力也很差，可以说新7军所部三个师中只有38师是真正的核心战斗力。 1948年5月份，解放军萧劲光部对长春进行了封锁围困，驻防在长春外围的60军向郑洞国请求支援，郑洞国便让新7军对60军进行物资支援。 由于60军属于地方杂牌军，此前60军麾下184师师长潘朔端已经率部起义，因此新7军瞧不起60军，一直拖延没有给予支援。 这导致60军陷入了困境，这让60军内部军官心中极度不平衡，最终在10月17日时，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宣布全军共约2.6万人起义。 与此同时，曾泽生给郑洞国打电话，劝他放下武器主动起义，保全长春。次日，周总理也以曾经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致电郑洞国，请他认清形势尽快起义。而蒋介石则通过飞机散发命令，要求郑洞国尽快率部突围。 这让郑洞国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于是他召集在长春的师级以上将领开会商议何去何从，本来在会议上大家都是沉默，在郑洞国的再三催促下，邓士富壮着胆子说道：“我们的部队不能打了。目前的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 邓士富的话实际上就是不赞成突围，暗示郑洞国应该起义投诚，但他又不敢在会议上明说，只能委婉的这么说。 最终郑洞国眼看军队内部都无心再战，加上60军起义已经对长春守军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因此他权衡再三决定宣布长春起义，至此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和平解放后，国军起义将领先是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最后解放军充分尊重了起义军官的个人想法，允许他们自行选择去留，邓士富决定从此退出军政界，于是他向解放军表示想回梅县老家务农，因此解放军给予了他丰厚充足的路费供他回乡务农。 新中国成立后，邓士富一直居住在梅县银场村，积极为家乡农村建设做贡献，由于他曾经将军的身份，加上他起义投向人民的积极行为，他被选为银场村村长。 但1950年时，很快全国开展镇反运动，而且这一年邓士富的昔日同僚，一同跟随郑洞国在长春起义的新7军军长李鸿、38师师长陈鸣人、56师师长张炳言却不听劝告，坚持举家迁往香港，并且李鸿和陈鸣人还从香港跑到了台湾投靠孙立人。 他们三人的行为很快就波及到了没有想离开大陆的邓士富，加上当时镇反运动深入，于是邓士富就被当地政府以反革命罪抓捕，并很快被处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83年5月份，经梅县人民法院对邓士富案进行复核调查，认定邓士富属于被错杀，宣布撤销原判决，恢复邓士富生前抗日将领、起义将领的名誉和荣誉，按起义投诚人员待遇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