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冬天，67岁的李武国在监狱医务室测完血糖，被23岁的小赵扶着往监舍走。

他的右眼几乎看不见，左手抖得握不住暖水瓶，裤脚沾着刚洒的玉米糊。

这个河北汉子1996年因斗殴刺死人被判无期，宣判时他问法官“老了谁管”，得到一句“国家有规定”。

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他把判决书磨出毛边，那句承诺却还没落地。

李武国的疑问，早不是他一个人的难题了。

李武国刚入狱时，监舍里全是青壮年，讨论的是怎么减刑、出狱后做什么。

现在晚饭时，话题全变成“降压药该加量了”“腰间盘又疼得睡不着”。

他掰着指头数，同监舍六个无期犯，五个过了60岁，最年轻的也58了。

这种变化不是巧合。

司法部2024年10月的内部通报显示，全国3.7万无期犯里，60岁以上的占了9%，50岁以上的更是接近三成。

按人口学标准，这个群体早迈入“老龄社会”。

为啥会这样？首先是刑期本身。

无期徒刑意味着“终身”，只要不减刑，就只能在里面待到最后。

其次减刑门槛越来越高，2016年最高法出了新规，无期犯实际服刑不能少于13年，两次减刑间隔至少两年。

李武国减了三次刑，刑期从无期降到16年，但算下来也要待到73岁才能出去。

更关键的是，暴力犯、累犯根本没假释资格。

李武国同屋的老金，年轻时抢银行判了无期，中风后瘫在床，连翻身都要靠人帮，照样没资格申请假释。

“以前觉得无期是坐牢，现在才明白，是把养老也‘判’在了里面。”

李武国这话，戳中了很多老年犯的心思。

《监狱法》明确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劳动。

可问题是，人老了，劳动能力总会消失。

监狱没法把老人赶出去，只能想办法“变通”。

华北有家监狱搞了个“夕阳车间”，把60岁以上的犯人集中起来做电子元件。

200平米的车间里，几十张小板凳摆得整整齐齐，老人们坐着用镊子夹焊锡。

李武国去过一次，他说眼睛花得看不清焊点，镊子刚碰到元件就抖掉，一上午才做完年轻人半小时的量。

病得重的就进“铁窗病房”。

华东有家监狱的医院，42张床位塞了50个人，走廊里全是加塞的躺椅。

老金就在这儿住了五年，每天由小赵抱上抱下。

小赵判了8年，已经照顾老金5年，他说“出去就28了，这五年全在学怎么给人擦身、喂饭”。

这种“犯人照顾犯人”的模式，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江苏有家模范监狱，18个护士要管3200个犯人，白班一个护士盯150人，夜班要盯400人。

老年犯人均年医疗费才3400块，连社会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最让人头疼的是“失能认定”。

按规定，生活不能自理的可以保外就医，但标准模糊，要过监狱、省监狱管理局、检察院三道关。

李武国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眼睛快瞎了，申请三次都被驳回，理由是“还能自主行动”。

“难道要瘫在床上才算不能自理？”他把驳回通知书揉成一团，又慢慢展开。

李武国不是没盼头，高墙外的制度正在慢慢松动。

上海有家监狱和民政局签了协议，把符合条件但无家可归的老年犯，直接转到社会福利院。

监狱从犯人劳动报酬里扣钱当养老金，福利院负责照护。

截至2024年，已经有17个老人住了进去。

广东的做法更贴心，监狱和残联建了“出监过渡基地”。

里面有扶手、轮椅坡道，还请了专职护工。

老年残犯先在这儿适应一两年，学些基本生活技能，再交给街道社区。

有个叫老陈的犯人，在基地待了一年，出去后还找到了社区的公益岗位。

国外的经验也能参考。

美国有“慈悲释放”制度，65岁以上、服刑满10年且失能的犯人就能申请。

但实际效果并不好，2022年全美15.5万无期犯里，才337人获批。

阻力主要来自受害者家属，“他老了就该被同情？我们的痛苦也老了吗？”这种声音很常见。

如此看来，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制度细化。

学界建议建第三方评估中心，让医学、法学专家来定“失能标准”，别再让监狱自己说了算。

还要修改《监狱法》，明确监狱该承担的护理责任，不能再靠“犯人互助”凑数。

2024年除夕，监狱给每个老人发了一根香蕉、两块酥糖。

李武国把香蕉举到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空说“给你拜年了，下辈子别再进来”。

这句话听得人心酸。

无期徒刑是惩罚，不是把人扔进监狱就不管了。

当一个犯人老得失去再犯能力，连端碗饭都手抖时，我们该考虑的就不只是“惩罚”，还有“尊严”。

法律可以剥夺他的自由，但不能剥夺他作为老人的基本需求。

上海福利院的老人，每天能晒到太阳，有护工递水喂药；广东过渡基地的犯人，能学着重新融入社会。

这些微光证明，困局不是无解。

夜色深了，监狱的灯还亮着。

这灯光不该只用来监视，更该照亮一条有温度的路。

让那些白发苍苍的犯人知道，就算犯过错，老了也能有口热饭、有人照顾。

这不是对罪犯的纵容，而是一个社会该有的底线我们终会老去，尊严不该被刑期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