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第三次在黑暗中醒来，屏息听着客厅里的动静。

那是一种沉闷的摩擦声，像是沉重的家具正被人缓慢地拖动，穿过木地板。我僵硬地躺在床上，数着自己的心跳。十五分钟后，声音停止了。我鼓起勇气，赤脚走到客厅门口，按下开关——

沙发又挪动了三十厘米。

这已经是本周第三次了。

我租住的这间老公寓位于城市边缘，租金便宜得可疑。搬进来第一天，房东老陈含糊地说：“这里很安静，就是……家具可能有点自己的想法。”我当时以为是个玩笑。

最初只是细微的变化——椅子从餐桌一侧移到了另一侧，咖啡桌上的杂志被整理成了我不习惯的顺序。我归咎于自己记忆出错，直到那个雨夜，我亲眼看见书架上的书脊在黑暗中闪光，像一排沉默的牙齿。

我决定调查。

第一个线索出现在第二周。我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本破旧的相册，里面是老陈一家的照片：年轻时的老陈、一位温婉的女子，以及一个笑容灿烂的男孩。照片停留在男孩十岁左右，后面的页面是空白的。

第二个线索更令人不安。我在厨房抽屉的深处找到一叠剪报，日期都是十五年前的。头条触目惊心：“入室盗窃演变成命案，独居老人惨遭毒手”“社区安全警钟再次敲响”。每一篇报道都被用红笔圈出了细节——作案时间多在凌晨，歹徒总是先移动家具以制造障碍，延缓受害人反应。

我脊背发凉。

接下来几天，我假装一切正常，却暗中观察。每天出门前，我用透明胶带在家具脚和地板之间做了记号，并用手机拍下整个房间的布局。

第三天晚上，胶带断裂，家具再次移动。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一个规律：家具总是在构成一条从门口到卧室的迂回路径，像是一种……障碍赛道。

我决定不睡觉。

凌晨两点四十分，声音准时响起。我悄悄推开卧室门，留出一条缝隙。月光透过窗帘，勾勒出一个佝偻的身影——是老陈。他正在吃力地推动我的书桌，动作熟练得令人心寒。但他口中喃喃的话让我僵在原地：

“这样摆……他就跑不掉了……小偷来了……跑不掉……”

他的眼神空洞，仿佛在梦游，又像是在重温某个噩梦。

那一刻，拼图完整了。

老陈的妻子和儿子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去了国外”。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入室盗窃的歹徒移动了家具，堵住了逃生路线。他的儿子在试图报警时被发觉，惨剧发生。妻子因打击过大，半年后病逝。

老陈活了下来，却永远被困在了那个夜晚。他买下这栋公寓，不断出租，却在深夜潜入，按照记忆中的方式移动家具——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在他破碎的意识里，他仍在试图构建一道能阻挡歹徒的屏障，拯救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孩子。

我报了警，也联系了社工机构。老陈被诊断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专业治疗。搬离那天，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坐在空荡的客厅里，轻轻拍着沙发的扶手，像在安抚一个看不见的孩子。

这个故事里没有真正的怪物，只有一个被记忆吞噬的灵魂。老陈的“奇闻异事”背后，是社会新闻里常见却常被遗忘的悲剧余波：犯罪受害者幸存者所承受的、看不见的终生刑期。

我们总以为安全是锁和警报器的问题，却常忽略人心也需要一道不上锁的门，让噩梦有处可去。而法律和社区支持系统，应当是这扇门的铰链。

如今每当我读到关于入室犯罪的新闻，都会想起那些错位的家具。它们像一座无声的纪念碑，纪念着那些被一夜之间摧毁的生活，也警示我们：最坚固的安全感，来自于一个不会让任何人独自面对创伤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