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在两百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拥有着法理性的支持！
1696年，康熙大帝以雷霆万钧之势，亲率三军对准噶尔大汗葛尔丹进行了围剿。
在这场历史性的战役中，葛尔丹的军队不堪一击，最终溃败逃逸。
而这场胜利不仅为清朝带来了荣耀，更使得外蒙古约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纳入了清朝的版图。
如此辽阔的疆域，如何管理成为了摆在清王朝面前的一道难题。
康熙帝深知，蒙古各部落之间结盟的传统，是威胁地区稳定的一大隐患。
于是他创立了盟旗体系，通过这一制度蒙古各部落被有效地分割开来，再也无法形成强大的结盟力量。
仅有制度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这一地区的稳定，清王朝还派遣了乌苏里雅台将军驻守该地。
相当于中央政府在该地派遣了军队作为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控制。
然而武力镇压和制度约束只是表象。
真正高明的，是清朝实施的满蒙联姻政策。
康熙帝的几位公主，都嫁到了蒙古各部，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使得蒙古与清朝的关系更加紧密。
同时蒙古各部的贵族，也纷纷将自家的女儿送入京城，与清朝的皇族结亲。
为了更好地管理蒙古地区，清朝还设立了理藩院这一机构。
它专门负责处理与蒙古相关的事务，从行政到司法，从经济到军事，几乎所有的事务都由它来统筹。
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外蒙古与清朝的关系日益紧密，外蒙的问题，在清朝的治理下，算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清朝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
到了清朝末年，政府内部腐败严重，国力日渐衰退。
俄国看到了这一机会，便开始着手谋划外蒙古。
沙俄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
它明白如果能掌控外蒙古，就能对中国的北部形成巨大的威胁。
于是沙俄开始暗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势力，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一直等待合适的机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陷入了一片混乱。
机会终于来了！
此时的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开始蠢蠢欲动，嚷嚷着要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哲布尊丹巴八世。
作为外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在当地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
但他不满清朝的统治，反而对于俄罗斯却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
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领导下，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并自封为皇帝，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清朝政府权威的公开挑战。
在俄国的军事援助援助下，他成功清除了驻扎在蒙古的清朝政府机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随着大蒙古国的成立，哲布尊丹巴八世与俄国的关系也越发紧密。
在俄国的支持下，他与俄国达成了《俄蒙协议》。
这一协议的签署，使得外蒙古在实际上沦为了沙俄的殖民地。
沙俄不仅在外蒙古驻扎军队，还控制了其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
这时候清朝已经算是灭亡了，由北洋政府掌权。
面对外蒙古的独立和《俄蒙协议》的签署，北洋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但当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不安，政府实在是分身无术。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与哲布尊丹巴八世进行交涉。
经过多轮谈判和妥协，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外蒙古开始自治，但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协议虽然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仍然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苏维埃政权迅速取代了沙俄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宣布取消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举措无疑让中国看到收回外蒙古的曙光。
可这只是表象。
尽管苏维埃俄国在表面上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但它对于外蒙古独立的立场却从未改变。
更令人担忧的是，苏维埃俄国还试图与外蒙古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列宁曾明确表示，外蒙古应该归还给中国。
但苏维埃俄国的实际行动却与其言辞背道而驰。
他们意图通过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这种行径无疑是在变相承认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段祺瑞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背后的危机。
他深知在当前这混乱的局面中，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收复外蒙古，恐怕这块土地将永远失去，会成为中华的罪人。
于是段祺瑞果断作出决策，派出将军徐树铮，要求他以武力收复外蒙古。
徐树铮带领8万大军来到外蒙古，俄军在外蒙古的驻防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密集，再加上当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低下，面对徐树铮所率领的精锐边防部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几场战斗下来，蒙古军队溃不成军，俄军也无力支援。
徐树铮抓住时机，一鼓作气，不仅击溃了敌军，还成功地将哲布尊丹巴活佛予以拘禁。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外蒙古独立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
同时徐树铮还找到了俄蒙双方之前所签署的多项协议与声明。
他深知这些文件对于外蒙古独立的重要性，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全部销毁。
不仅从法律上否定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也为中国收复失地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
尽管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但徐树铮并未充分认识到外蒙古的至关重要性。
他误以为只要将外蒙古收回，便能高枕无忧。
因此在收复后，他并未倾注太多心力去管理这片土地，只是简单地派遣军队驻守了事。
这种疏忽大意，无疑为外蒙古的独立势力留下了喘息之机。
原本被击溃的独立派人士，看到徐树铮并未对外蒙古进行实质性的管理，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就在这时，一个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乔巴山。
乔巴山，这个出身贫寒的牧民之子，却对政治动态和国际形势有着极为敏锐的感知。
他深知沙俄当初支持哲布尊丹巴的真正目的，那便是借助活佛的威望来操控民众，实现其对外蒙古的殖民统治。
虽然哲布尊丹巴已被拘禁，但外蒙古的民心并未完全归附于中国。
乔巴山看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暗中联络独立派人士，筹划着新的行动。
鉴于外蒙古与中国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若要实现外蒙古的完全独立，便不得不另寻他法。
要想实现外蒙古的真正独立，必须寻找新的助力。
这个新的助力，便是革命党。
乔巴山对于革命党的认识，源自于他在伊尔库茨克学校的求学经历。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
这些全新的思想观念，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看到了革命党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于是乔巴山开始积极筹备成立革命党的事宜。
他暗中联络那些对现状不满的独立派人士，向他们传播社会主义理念，阐述革命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乔巴山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观点，愿意加入他的革命组织。
他们相信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外蒙古的真正独立。
来年乔巴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列宁政府为了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决定再次援助外蒙古的独立势力。
这一次他们向乔巴山提供了资金、武器和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
有了列宁政府的援助，乔巴山如虎添翼。
他迅速召集了各地独立派人士，宣布召开外蒙古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对于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大会上，乔巴山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才能，成功当选为人民军政委和副司令，从而掌握了兵权。
不仅巩固了他在独立势力中的地位，也为实现外蒙古的独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乔巴山不傻，他清楚知道要想真正实现独立，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哲布尊丹巴虽然已被拘禁，但他在蒙古人民心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乔巴山决定采取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策略。
他一方面积极与哲布尊丹巴的追随者进行接触，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军事手段打击那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的势力。
乔巴山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实干家。
他明白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关注民众的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在领导独立运动的同时，他也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建设之中。
在政治领域，他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鼓励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
只有让民众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外蒙古的独立和发展贡献力量。
在民众生活方面，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深入基层，了解民众的疾苦和需求，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进入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关注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此外他还特别担任了畜牧部的部长一职，亲自抓畜牧业的发展。
毕竟畜牧业是外蒙古的经济支柱，也是民众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
他主张撤销集体牧场制度，让牧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
虽然乔巴山自认为外蒙古已经独立了，但此时在国际社会上，多数国家当时对外蒙古这所谓的“独立”并不买账。
国际上普遍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对一个国家的承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当时许多国家认为外蒙古的独立，是苏联干涉他国内政的产物。
直到二战末期，也就是1945年2月，盟军三巨头在雅尔塔秘密会晤。
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共同商讨着战后世界的格局。
在这次秘密会议中，一项协定引起了后世的广泛争议。
为了争取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一系列权益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苏联对中东铁路的优先权、大连港的国际化以及旅顺口的租借权等。
这些无疑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然而协定中也明确约定，斯大林提出的这些权益要求，需要得到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的认可，这也为以后蒋介石同意丧权辱国埋下伏笔。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通过公投决定独立，并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独立。
蒋介石虽然治国不行，打仗也不行，但他也不是傻子，这可是18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为何会同意让外蒙古独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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