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对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儒家做了一番发人深省却又意料之中的中肯评价：

儒家文化喜欢玩一些机智的文字游戏，沉迷于婉转甚至是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再通过引经据典的考证来解决现实问题，这直接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

联想到当今纠正的“四风之一”——形式主义，不得不说这正是儒家2000年谆谆教诲的产物，而形式主义的源头莫过于沉湎于古之经典、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孔子的“权威作法”。

1. 圣人屡屡被怼被耻笑，“重名轻利”的圣人想到一妙招，这下舒服了

（1） 被老农当众揭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看圣人如何轻松化解

当商鞅以孔子的“仁政”思想求见于秦孝公时，认为施行儒家之政，效法孔子周公之礼，必能造就文明之邦、人人习礼。秦孝公面露不屑，只是回应：“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何来文明礼仪？”便拂袖而去。

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所谓的文明礼仪过于理想化，而这种理想化的根源在于其忽视了物质世界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遥遥无期的时候，不谈吃饭穿衣而空谈礼仪道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当时的孔子却不这么认为，惯于读书的他对于书中理想干净的世界非常痴迷，以至于看到现实中泥巴满腿、面容憔悴的农夫非常抵触，心理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远离这群“小人”。

虽然单论出身，他还不如普通农夫光明正大（私生子嘛），出生时连个像样的床铺都没有，身上还沾满了他最为厌恶的泥巴，被其父以“丘、仲尼（种泥）”做标识。但孔子凭借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决心，最终让父亲所在的士族家庭被迫接纳了他。

与农夫彻底划清了界限的他遂到处讲学，将种田种菜的农夫蔑视为“小人”，很快便传到了农夫耳朵里。当孔子及其弟子被迫流浪且不幸走散之时，弟子子路焦急地询问老农他的老师孔子去了哪里？

不成想老农一边干活一边回怼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事后子路将此事告诉了孔子，孔子听闻被自己视为“小人”的老农当众揭了短，便开动脑筋想着如何巧妙应对。

于是孔子就提升了老农的身份，认为对方出口成章、懂得这么多，一定不是他口中的“泥腿子”和大老粗，而是智者，于是让子路带路要亲自拜访这位智者，子路听后甚是欣慰。

（2） 被郑国人耻笑为“丧家之犬”，看圣人如何应对

靠着“更名”的形式主义做法，孔子躲过了一回，但不成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孔子的糟心事又来了。

在孔子前往郑国时，因为不识路与弟子们走散了。没什么生活自理能力的孔子此时倍感寸步难行，于是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下，窘迫无助神情溢于言表，被一个中国人看到了。

郑国人于是对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差三寸，瘦脊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事后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也只能认栽：“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此二例说明：圣人孔子在面对被人耻笑、被人怼的窘境时，为了挽回儒生视为生命的面子，有如此妙招：应用形式主义进行更名，将老农晋升为智者，不仅不与自己歧视农夫的言论相违背，而且还留下了礼贤下士的美名。

至于被人当众侮辱、为人耻笑，无忧矣，大方承认即可，留下海纳百川的美名，不好吗？孔子也表示如此做法心里确实舒服了。

2. 孔子妙招之奥义为后世习得，纷纷效仿

（1） 清朝鸦片战争再败，为了挽回面子想了一妙招

通过玩机智的文字游戏或者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孔子不仅挽回了颜面，而且还取得了精神上的“伟大胜利”，此种妙招为后世儒生习得并熟练掌握，开创了后世2000年封建社会不寻求实际进步，只求精神愉悦的形式主义风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惨败，英法联军又大摇大摆进驻北京城，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被再次赔款1600万白银。清政府上下官员顿感羞辱之至，纷纷想着如何回击一下这些蛮夷。

这时候有人念叨起了孔子，顿然灵感迸发：让这些洋人出门时不走正门，而是走牲畜下人走的小门，以示羞辱。众大臣一致觉得是个好办法。

于是英法侵略者带着大批掠夺过来的金银财宝，从小门大摇大摆离开了。听闻英法联军当真“中计”，清朝统治者群起欢腾、大开“香槟”，庆祝清朝又“取得了一项伟大胜利”。

（2）王阳明以“吾心既宇宙”，哄骗自己“明朝虐我千百遍，我待明朝如初恋”

当然说到传承圣人的形式主义，王阳明敢说二没人敢说一，因为深感私心泛滥、众口难调的这位思想者在困惑当中置死地而后生，发明出了“吾心即是宇宙”的终极精神胜利法。

在王阳明看来，事实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眼睛怎么看，感觉怎么想。我说山中的花儿焉不拉几就焉不拉几，我说激情开放就激情开放；我闭眼是天黑，睁眼是天明……反正就一句话，世界围着我转。

因此当明朝大太监刘瑾派杀手杀他被他玩计谋逃脱之后，他还是一如既往赶去刘瑾给他安排的贵州赴任，不愧为精神胜利法的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