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国标出台，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下，那个曾经自由穿行于大街小巷的两轮精灵，正在变成必须小心翼翼供着的现代工业残废。瞥了一眼街边那些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我忽然醍醐灌顶——原来专家们这些年来一直在下一盘大棋，一盘旨在彻底消灭电动自行车的大棋。而如今，胜利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升起。

这一切，都值得一句发自肺腑的恭喜。

专家们的第一记重拳打在速度上。25公里/小时的硬性规定，堪称交通史上的神来之笔。

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一位老大爷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悠哉游哉地超过了旁边满脸通红、油门拧到底的电动自行车骑手。这不是搞笑段子，而是中国街头每天上演的现实主义剧集。

送外卖的小哥算过一笔账：按照新国标速度，原来30分钟能送完的订单，现在需要50分钟。时间在流逝，投诉在增加，收入在减少——而专家们则坐在办公室里，欣慰地看着交通事故统计数据的小幅下降。

“安全是第一位的。”他们说。

当然，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了赶时间，现在外卖员要么闯红灯，要么准备两辆车——一辆符合国标应付检查，一辆改装后实际使用。专家的规定越严格，民间的对策越精彩，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某种辩证关系。

55公斤的重量限制，是专家们的又一创举。

这意味着要么使用能量密度低的铅酸电池，每天充电两次；要么使用昂贵的锂电池，让车辆价格飙升。而对于需要载货、载人的普通用户来说，这个重量限制简直就是行为艺术——电动车轻轻一载就超重，重了又违法。

一位电动车经销商苦笑着说：“现在卖车，首先得教顾客怎么‘减重’。拆掉后视镜，拿掉储物箱，最好连坐垫都换薄的。这不是卖车，这是卖行为艺术。”

更妙的是，重量的严格限制倒逼出了一批“轻型材料”专家，他们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参加研讨会，讨论如何在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增加强度。一场由政策催生的学术繁荣，正在象牙塔里如火如荼地展开。

而真正需要用车送孩子上学、拉点小货的普通百姓？哦，他们不在论文的研究范围内。

新国标电动车的终极奥义，终于在图穷匕见的时刻露出了锋芒——它从根本上就是个单座设计。那些看似能坐人的后座，在法理上只是“置物架”；那个宽阔的前踏板，在法律上只是“放脚处”。专家们用工业设计的语言，悄悄撰写了一部《中国家庭交通隔离法案》。

清晨的校门口，如今成了当代行为艺术展览馆：

一位母亲正试图让她七岁的儿子蜷缩在前踏板上，孩子抱着书包，双腿折叠，像被塞进行李箱的玩偶。“抱紧妈妈！”她嘱咐道。这不是温情，是必要安全措施——因为一个刹车，孩子就可能变成人肉炮弹。

旁边，一位父亲的车后座绑着塑料储物箱。“坐这里。”他对女儿说。女孩跨坐在冰冷的塑料盖上，手无处可抓，只能揪着父亲的衣角。这违反了“后座不得载人”的规定，但比起让孩子站在前面，这似乎“稍微合法一点”。

最富创意的是一位爷爷——他在前踏板放了一张小凳子。孙子坐在凳子上，背对爷爷，面朝前方，像坐在观光车第一排。这当然不安全，但爷爷说：“这样他能看到路，不晕车。”

买车，这是专家建议中最“实在”的一条，也最赤裸裸地揭示了政策背后的阶级假设：每个家庭都应该有汽车。

按照这个逻辑，生娃前应该先考驾照、摇号、买车、找停车位。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家庭？专家们似乎认为，这样的家庭应该重新考虑生育计划。

电动自行车领域的成就，只是专家们辉煌战绩的冰山一角。放眼望去，处处是他们的“功劳”：

教育专家成功消灭了课间十分钟的吵闹声——现在孩子们除了上厕所，课间不能出教室。课间安静了，校园安全了，孩子们的精力没处发泄了。近视率？那一定是电子产品的错。

营养专家重新定义了学校食堂——少油少盐少糖，味道？那不是考虑范围。孩子们不爱吃？那是他们不懂健康。倒掉的饭菜增加了？那是必要的浪费。

农业专家指导农民按标准化流程种植——什么时节该打什么药，该施什么肥，都有严格规定。收成不好？一定是农民没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操作。

城市规划专家消灭了小商小贩和街边摊——市容整洁了，街道宽敞了，城市没烟火气了，市民没便宜早饭吃了。但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光鲜亮丽的城市名片。

最令人钦佩的是，专家们似乎生活在与现实平行的宇宙中。

在他们的宇宙里，电动自行车用户都会严格遵守25公里/小时的速度限制，即使自行车都能超过他们；

在他们的宇宙里，层层行政门槛不会影响普通人的出行便利，只会“规范市场”；

在他们的宇宙里，所有政策都会得到完美执行，所有民众都会理解配合。

而现实宇宙中，外卖员在计算如何规避监管，普通市民在抱怨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小商贩在和城管打游击战，学生在课间望着窗外发呆。

两个宇宙之间，隔着一层名为“学术”的滤镜，滤镜这边是干净的数据和完美的模型，滤镜那边是杂乱的生活和无奈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