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周长贵走的时候，七十六岁。头天夜里，人还在老鸦河水库边上坐着，第二天天没亮就躺进了县医院的抢救室，再往后，前后不到三天，人就没了。
要说大伯的身体，在我们那个老家属院是出了名的。七十六的人，背不驼，腿脚利索，上五楼不扶栏杆。嗓门也大，站在三楼喊猫，五楼都听得真真的。冬天里别的老头捂着棉袄在墙根晒太阳，他就穿件毛衣，在院里劈柴。院里老头们下棋，都爱说一句话，老周这身子骨，往九十大寿上活，是稳的。
谁也没想到，先走的会是他。去年冬天，院里五楼的老葛家煤气罐空了，儿女都不在跟前，是大伯扛着新罐子上的五楼，下来的时候气都不带喘的。老葛要给他钱，他把脸一板，骂老葛外道。就这么个人。
大伯年轻的时候开长途货车，从我们县往南边跑广州线，一跑三十来年。那个年头的货运，白天装货，夜里赶路，两个人换着手开，一辆车连轴转。大伯自己总结，说他是白天死人，夜里活人，觉全在路上睡的，驾驶室里歪一歪，就算歇过了。退下来以后，别的毛病都改了，就是这个觉，没改回来。白天困得睁不开眼，一熬到后半夜，眼睛亮得像猫。院里人后半夜起来解手，常看见他一个人在院里遛弯，背着手，从东头走到西头，再走回来。
大娘走了八年了。就一个儿子，我斌哥，早些年去了深圳，儿子在那边成了家，斌哥两口子也跟过去带孙子了。闺女玉兰嫁在本县，隔三差五回来看她爹，锅碗瓢盆给置办得齐齐整整，走的时候冰箱塞得满满的。可老人的日子，哪里是一只冰箱能填满的。
大伯是六十三岁那年迷上钓鱼的。起头是院里老蔡带的，在护城河边钓小鱼玩。后来越钓瘾越大，野河嫌小了，摸黑往水库跑。老鸦河水库离县城二十多里，鱼多，就是荒，没有路灯，没有人烟。大伯跟老蔡他们几个老伙计，一去就是一整夜。头灯一开，马扎一支，打窝，抛竿，守着那粒浮漂，能从天黑守到天亮。回来也不睡觉，在院里讲，谁跑了条大的，谁切了线，讲得唾沫横飞。
家里人不是没劝过。玉兰头一个反对，说她爹血压高，大夫早就交代了，觉要睡足，烟要少抽，后半夜水边上潮气重，七十多的人了，折腾什么。大伯把脸一沉："你爹开夜车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再劝急了，他有自己的理："我那些年欠下的觉，欠下的自在，现在不补，留着进棺材补去？"玉兰有回让他气得摔了筷子，说你走这一天，算你有本事。话撂下就后悔了，父女俩谁也没再吭声。
斌哥在电话里也劝，一样劝不动。大伯在那头嗓门更大："你爸这身子骨，比小伙子不差。上个月三十斤的钓箱，我一个人扛上坝顶。"
话是这么说，我到大伯屋里去，是见过的。窗台上摆着降压药，玉兰买的，一个月一盒，摆得整整齐齐，我扒开盒盖看，有两盒过期小半年了。床头挂着一提浓茶，泡得乌黑，他自己说，喝这个有精神，比药顶用。烟灰缸，就没见空过。
今年九月头上，天刚凉下来，大伯他们又去了老鸦河。那晚的事，是老蔡后来一遍一遍说的。鱼口不好，后半夜起了风，水边凉得扎骨头。大伯带了酒，就是最便宜的那种散装白酒，灌在矿泉水瓶里，说是驱寒，抿了好几口。凌晨三点多，老蔡起竿换食，扭头想喊大伯搭把手，一喊，没应声。再凑近一看，人歪在马扎上，头耷拉着，脸白得吓人。老蔡喊了两嗓子，人没动静，他手都是抖的，拨了120，又给玉兰挂了电话。
救护车把人拉进县医院，直接推进了抢救室。老蔡蹲在急诊楼外头，一宿没挪窝，天亮见了玉兰，第一句话是，不是我，他自己就歪下去了，我喊他，他不应我。一个七十的老头，翻来覆去就这两句。
玉兰后来说，大夫从抢救室出来问病史，电话开着免提，问的是斌哥。大夫说，老人底子本来就薄，血压高了好些年一直没当回事，后半夜熬着，水边上凉气激着，肚子里又还有酒，几样事赶到一块儿了，这个岁数，经不住这么折腾。临了，大夫叹了口气，说了一句我到今天都记得的话："这个岁数了，夜里就别逞这个强了。"
第二天傍晚，大伯清醒过一回。玉兰守在跟前，他眼睛睁开一条缝，头一句问的居然是："我那窝料，没打对地方。"玉兰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他还嫌她，说哭什么，鱼护里的鱼放了没有，别糟蹋了。玉兰说放了放了，都放了。他嗯了一声，又把眼闭上了。
玉兰说，在走廊里守着的那两夜，她一遍一遍想，早知道拦着他，把他的鱼竿折了都不让他去。可想完又恨自己，他一个人守着那么大一个空屋子，不去水边上，夜里那几个钟头，他干什么去呢。
当天夜里，人就不行了。第三天早上走的。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在外地，连夜往回赶，进灵堂的时候，大伯已经躺在那儿了。头七之前，我们一大家子回去收拾他的屋子。就是收拾屋子那两天，我算是真正认识了我大伯。
墙上挂着厚厚一沓挂历，翻到九月那页，上头用圆珠笔记着字，歪歪扭扭。初一，空军。初三，出鱼，六条。我后来才知道，空军是钓鱼人的话，一宿一条没钓着，就叫空军。再往前翻，七八月的页码上，也是这样的字，出鱼，空军，出鱼。九月十九那天，画了一个圆圈，圈里四个字：孙娃生日。孙娃是斌哥的孙子，大伯的重孙，在深圳出生，今年四岁，大伯一面都没见过。
冰箱冷冻层里，冻着三袋饺子。塑料袋上拿记号笔写着字，韭菜的，虾皮的，素三鲜。最底下那袋，还多写了一行：国庆煮，别化过头。那字写得费劲，一撇一捺都透了塑料。大伯一个人包的饺子，冻了小半冰箱，等着国庆孩子们回来。玉兰后来跟人说，她爹包饺子的手艺，是大娘活着的时候教的，大娘走了以后，年年冬至他还自己剁馅，就是包得慢，一下午包不出二十个。
抽屉里翻出一张体检报告，去年的，好几项不正常，有几个箭头，被圆珠笔圈了出来，一圈摞一圈，纸都快划破了。报告底下压着两盒降压药，没拆封。门后头立着四五条没拆的烟，墙角一箱子矿泉水瓶子，里头灌的全是散酒。
玉兰坐在床沿上，捂着脸哭。斌哥蹲在地上，一晚上没说一句话，就抽烟。烟头在地上摆了一排。
他心里门儿清。哪项高，哪项不行，他自己圈得清清楚楚。可他就是不服。开了一辈子车的人，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说他不行。大伯活着的时候，有年过年，几杯酒下肚，说过一句话，那时候大家都当玩笑听，他自己也笑，现在想起来，全是滋味。他说，车这个东西，开多快不要紧，要紧的是刹得住。他开了三十多年车，没出过一回事。可到了自己日子里，油门踩了一辈子，刹车，他一下都没舍得踩。
出殡那天，钓鱼的老伙计来了七八个，都不怎么说话，一人点一根烟，蹲在灵前抽完就走。老蔡走得最晚。他把大伯那把打窝勺留在了供桌上，跟斌哥说，往后黑水河那边，我替他打窝。老蔡说，你大伯早跟我约好了，十月底去黑水河，那地方的鲤鱼，一入秋正肥。
斌哥没接话，隔了半天，说，蔡叔，床底下那根新鱼竿，您拿去用吧。那是大伯夏天新买的碳素竿，三千多，一直没舍得开竿，说留着黑水河用。老蔡摆摆手，说不动它，让它搁着吧。
这事过去以后，家里人是真变了样。我爹，大伯的亲兄弟，把熬半宿的牌局全推了，天天十点睡觉，早上跟他那帮老伙计绕着护城河遛弯。有人约他打通宵，他摆手，说我得省着点，我哥在前头等着我，我不能去那么早。他说得跟开玩笑一样，一桌人谁都没笑。斌哥从深圳打电话，头一句就是让玉兰把他爹那箱散酒，直接拎下楼扔了。
国庆节，斌哥一家真回来了。谁也没提饺子的事，玉兰翻出来，照着袋子上的字，一袋一袋煮了。重孙小家伙吃得满嘴是油，一连气吃了十来个。一桌大人看着，谁也没说这饺子是谁包的。吃完饭，斌哥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半天。
十月底，老蔡他们真去了黑水河。钓没钓着大鱼，没人提。走前，斌哥还是把那根新鱼竿送到了蔡叔家。老蔡没推，拿红布把竿子把手缠上了，挂在他家堂屋墙上，到今天，一天也没舍得用。
人老了，跟开车真是一个理儿。不怕开得慢，就怕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