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开科取士，状元，便成了科举最高荣誉。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名状元，出自于唐代，之后千余年，历朝历代共计出了600多位文状元，多以文章冠世，亦有位极人臣。
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
刘春霖，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刘春霖出生于直隶河间府，即如今的河北沧州。
农户家庭，刘父于衙门当差，刘母于人府中做女仆，乏人照顾的刘春霖与其兄长刘春堂，便寄养于伯父家。
虽出身穷苦，但刘春霖聪慧过人，自幼喜读书，三岁能写字，五岁可成文，年幼时便练得一手好字。
十岁出头，刘春霖便可自写对联，带到集市去卖，竟被抢购一空。
时人赞其文章灵气，誉之为“神童”。
封建时代，若想出人头地，一是上阵杀敌以立军功，二是科举应试以考功名，故而刘春霖、刘春堂兄弟俩发奋攻读。
然，清廷有所规定，应试童生须有廪生保举，所谓“廪生”，即已考取秀才，并于州县府内领取饷银的读书人。
此外，应试童生还需家世清白，所谓“家世清白”，即不可以是娼妓、优伶、皂隶、军中杂役等人的子孙。
由于刘父于衙门当差，为保定府皂隶，故而刘春霖兄弟多次无缘科考。
然刘春霖、刘春堂之才，实在为人所喜，最终在一位廪生的大力保荐之下，这才得以应试，兄弟二人一击即中，双双考中秀才。
之后，兄弟二人进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师从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有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在其主持下的莲池书院，并不仅修国学，还引入了《万国史要》、《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西学。
在莲池书院苦读数年，刘春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西学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刘春霖、刘春堂参加乡试，又是一击即中，双双成为举人。
中举之后，等待科考的刘春霖，便寄居于北京的老乡家中。
老乡姓徐，于北京地安门外开有布店，颇有一些人脉。
徐老板爱其才，为刘春霖做了引荐，刘春霖到驻德钦差大臣陶世筠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刘春霖写得好字，一手小楷更是极为出色，故而很受陶世筠喜爱。
陶世筠多次让其代笔，包括拜见慈禧的禀帖等，都交由刘春霖代写。
刘春霖的一手好字，也深深吸引了慈禧的注意，不久之后，刘春霖又多了一项任务，为慈禧抄写佛经。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三年一次的会试举行，刘春霖兄弟俩却没能再续一同考中的佳话，兄长刘春堂考中，刘春霖却落榜了。
按例，刘春霖想要再考，就得再等三年，但他却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为庆慈禧七十大寿，朝廷特设“甲辰恩科”，而这一场会试，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273名考生之中，刘春霖脱颖而出，成为“甲辰科”状元。
得知高中状元的那一刻，刘春霖很是激动，事后有人问他皇帝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刘春霖这才想起，自己都没有见过皇帝的面：“跪在下面，不敢抬头，不知皇帝面目。”
或许是因刘春霖曾为慈禧抄写佛经，也多有传闻称其高中状元是因为“走了后门”。
彼时流传得最广的版本，是说刘春霖本该第二，状元应是朱汝珍，然慈禧觉得朱汝珍之名不好听，有“诛”之意，又因朱汝珍是广东籍贯，使得慈禧联想起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广东人各种搞风搞雨，也就不怎么喜欢朱汝珍。
而慈禧在看刘春霖的卷子时，觉得字迹很是眼熟，经女官提醒，得知这是曾为自己抄写佛经的刘春霖，再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之名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又可解之为“肃靖安宁”，故而越瞧越喜，因而改刘春霖为状元。
当然，这也只是坊间传说，同科探花商承祚后来也对这种传闻给予了否认，一者是因钦定状元的人是光绪而非慈禧，二者是因呈上去的卷子皆是密封了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的，不存在因名字、籍贯而来的“暗箱操作”。
负责科考的官员将鼎甲名次进呈光绪时，朱汝珍的卷子确实是排在刘春霖的卷子之前，至于为何刘春霖高中状元，那或许是因为光绪认为刘春霖的卷子答得比朱汝珍好，故而才将两人名次进行调换。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穷苦出身的神童，能够在32岁的时候高中状元，已足够成为万千读书人高山仰止的存在。
状元者，贵为天子门生，平步青云指日可待。
高中状元之后，刘春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
若在四海清平的太平盛世，刘春霖或许可以安安稳稳地畅想着未来，去好好地思考应该以怎样的手段，去施政安民。
然此时的清朝，已是到了穷途末路，这也注定了刘春霖的仕途只有坎坷。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为了培养更多的新式人才，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大力推广学堂。
为推行新政，刘春霖等人被选为立宪人才进行培养，清廷遣其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
待学成归国，刘春霖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当选顺直咨议局议员，而后当选资政院议员。
顺直咨议局，即当时直隶省的最高议事机构；资政院，即清廷在预备立宪时所设的中央资议机构，相当于如今的美国国会。
此时的刘春霖，融中西文化、政治理论于一身，又始终以“直言敢谏”作为立身准则，时常活跃于各类演说与辩论场，往往引得满堂喝彩，俨然已成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专家。
在做事上，刘春霖极为认真。
彼时，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国债，却没有经过咨议局的决议，刘春霖认为此等做法极为恶劣，违背了立宪精神应予处分。
然军机大臣却以“疏漏”为由，对杨文鼎不予追究，刘春霖对此极为愤慨，并在资政院的会议上痛斥军机大臣破坏宪政。
尽管刘春霖有志推行宪政，但清廷本就无意实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这也使得刘春霖颇有壮志难酬的失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春霖一度隐居。
1914年，应袁世凯邀请，刘春霖出任大总统府内史，从事文字应酬工作。
此后十年间，不管时局如何变迁，刘春霖的这个内史之职都是不动如山，他先后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总统府内出任内史，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直隶高等学堂学监等职，袁世凯也曾称其“志超正大，前途无量”。
1920年与1921年，因“状元”的身份，刘春霖先后两次作为大总统徐世昌的代表，前往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之后又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然刘春霖生性耿直，虽逻辑缜密，却也经常为了一些问题与同僚争论不让，颇受嫉妒与排挤。
再加上长期目睹了军阀混战、吏治腐败、内部争斗的局面，使得刘春霖在愤慨难平之余，更是心灰意冷，常以“执戟郎官”自称，意指自己就像初时不得志的韩信一样。
1928年，厌透官场黑暗的刘春霖，选择了辞官，他在北京宣武门内买下一座小院，过起隐居生活，直隶省仍想挽留他，希望他继续出任教育厅厅长，刘春霖力辞。
与诗书为乐，刘春霖于家中收藏了各类书籍上万册，古籍皆以明清刻本居多，这对于刘春霖来说，就是最大的一笔财富。
没了俗务缠身，刘春霖开始将自己的精力，更多投放到家乡建设上。
1931年，得知老家肃宁县成立县志局，即将修辑县志，刘春霖在捐资之余，还经多方联络搜集到《先哲传》、《李贞女传赞》等书，亲自具体指导与详细审阅，为《肃宁县志》的编纂作出贡献。
1933年，得知黄河决口以致河北受灾严重，61岁的刘春霖多方奔走，出资捐物，发起成立“河北移民协会”，于内蒙古包头建立“河北新村”，带领数百户灾民迁移避难。
因而，刘春霖亦被时人称为“义士状元”。
随着时局演变，整个中华大地都陷入了时代洪流。
1931年，眼看社会动荡，又有日寇对东北、华北虎视眈眈，刘春霖显得极为忧愁。
逢六十大寿，家人欲为其操办寿宴，其子刘海云效仿老莱子孝行，亲自登台为父唱戏，但台下的刘春霖却高兴不起来，他提笔写道：“忧国忍能看彩戏，为传雪已兆丰年。”
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进占东北，并很快扶持溥仪上位，成立伪满洲国。
1935年，伪满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的诏书，前往北平邀请刘春霖出仕。
郑孝胥的使者携重礼登门，好话说尽，刘春霖始终不为所动，只说自己年事已高，不再出仕。
郑孝胥不死心，决定亲自登门，知刘春霖喜欢饮茶，又特意给他带了上好茶叶以投其所好，知刘春霖酷爱书法，又借书法研究以拉近彼此关系。
将茶叶摔回郑孝胥怀中，刘春霖正色道：“如今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
一席话说的郑孝胥面红耳赤，最终只能悻悻离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刘春霖之友金选三出于担心，怕刘春霖呆在北京会遭不幸，便伪称病重，让刘春霖到天津看他。
刘春霖到了天津，知金选三无病，又见金选三在英租界给自己安排了住处，泪如雨下道：“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愧对先祖之训导。”
不久之后，刘春霖欲回北京，金选三苦劝，称日寇四处烧掠，北京并不太平，希望刘春霖能够举家避难至天津。
刘春霖摇头婉拒：“兄之盛情，深为感激，但东藏西躲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
于是乎，刘春霖又毅然回了北京。
1940年，王揖堂出任日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长”，王揖堂是刘春霖的同科进士，两人曾同往日本留学。
王揖堂以“同窗之谊”为由，欲邀刘春霖出任日伪政府北平市长。
得知王揖堂的来意，刘春霖二话不说，直接就将茶水泼在地上，并痛斥道：“当汉奸不会有好下场，请免开尊口！”
被刘春霖赶出家门的王揖堂极为恼怒，次日就命人抄了刘春霖的家，拉走了刘春霖的全部家当，把刘春霖多年珍藏的文本书画洗劫一空，又将刘春霖一家人赶到大街上。
面对或许会沦为乞丐的下场，刘春霖仍是面不改色，愤然冲着王揖堂骂道：“宁做华丐，不当汉奸！”
之后，经友人以重金铺路，托各方关系为刘春霖说情，刘春霖一家才得以准许回家，刘春霖从此彻底地闭门谢客。
1944年，年逾七旬的刘春霖因心脏病而逝世。
作为一个状元，未能挽大厦于将倾，未能以笔为刀安邦定国，这或许是刘春霖最大的遗憾。
显然，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不管再如何才华横溢，个体的力量也终究都是太小，刘春霖必然也是做不到这些的。
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不负“状元”之名，他的名字曾一度被人与颜真卿相提并论，因他一笔小楷清秀刚劲，又被时人誉为“大楷学颜，小楷学刘”。
作为一个文人，刘春霖有着中国读书人该有的悲天悯人情怀，他甘为灾民奔走，救人于难。
作为一个中国人，刘春霖有着华夏子孙该有的民族气节，在大是大非面前，刘春霖并未被日伪的威逼利诱所打倒，他坚守了大义。
博才，守节，知辱，晓义，刘春霖无愧于“义士状元”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