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读书人都知道“文字狱”，它是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在我国许多朝代都有发生，临近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国也有类似事件。“文字狱”源起何时？翻开中国的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诸多。我国史书最早记载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周灵王二十四年（前548年）齐国发生了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文字狱”是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强化君权统治的需求，防止文人各类不利言论动摇其统治的根本。有人认为自秦代焚书坑儒之后，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文字狱意义非凡。其一是北宋苏东坡“乌台诗案”，开启“文字狱”贬官先河；其二是明朝“李贽案”，开创因“文字狱”致死先河；其三是清初“明史案”，“文字狱”开始盛行。说到清朝“文字狱”的盛起，其密度之大、处刑之重、规模之广令人汗颜，史记雍正八年（1730年）的“清风诗案”，翰林院大学士徐峻只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在清代诸多皇帝中，尤以乾隆因“文字狱”杀人最甚，案件总数在140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

到了清朝清高宗统治时期，经过之前几代皇帝的努力集权，此时君主专制已达顶峰，能限制皇权的东西已经很少了。皇帝个人对于全国的治理、对政策的影响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连清高宗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清高宗在养心殿东阁挂上了他亲笔写的康熙皇帝圣训，开头便是：“天下之治乱休咎，皆系于人主之一身一心。”

那乾隆皇帝个人的思想倾向到底是啥呢？一是，清高宗对儒家的纲常伦教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守，一切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思想、行为，他都不喜欢，他都要禁止。所以当时如果有人批评圣贤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判有罪。事实上，清高宗自己就经常批评古书、圣贤，但是他批评，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二是，清高宗希望以君道兼师道，君师合一。皇帝不仅是天下人的君主，处理国家大事，也是天下人的老师，负责教化万民。因此，国家要垄断知识与文化，要为文化订立标准，文化的好与坏由国家来决定，或者说由皇帝来决定，皇帝的标准就是天下臣民、思想文化评判的标准。既然如此的话，清高宗怎么可能会允许民间有自由言论的存在呢？那还不是但凡不符合他的标准的，全都要禁掉、毁掉吗？三是，清高宗对于忠诚特别看重。在儒家文化中，忠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但是清高宗却着力宣传君臣关系、忠君文化，在乾隆朝大臣的谥号里带有“忠”字的特别多，清高宗还把关羽的谥号由“壮缪”改为了“忠义”。清高宗如此宣扬忠君文化，其实就是在弱化民众的反抗意识、培养奴才。

之前诸多文人所坚持的“从道不从君”，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君主个人，才是真正的忠诚。这种观念在清高宗这里是没有任何生存的土壤的，他告诉所有人：“忠君”是第一位的，这是不容置疑、不容辩驳的。这一点和朱元璋异曲同工。谁要是违反了，那就是大逆不道，乾隆时期发生的一些文字狱就是这样被问罪的。

爱新觉罗・弘历

清高宗对于儒家纲常伦教的坚守、对于忠君文化的提倡，其实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统治，合理化异族统治。这一点很典型的体现在如何看待始终忠于明朝、对抗清朝的人和之前效忠明朝后来投降清朝的人。

这其中涉及到了种族、朝代、纲常名教的深层次问题，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清圣祖、清世宗还没有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看法，他们一会儿维护这个，一会儿维护那个，希望尽可能把这些因素都能包容进来。因此，他们既嘉奖投降清朝的人，也会褒奖忠于明朝的人。而到了清高宗时期，他一切以当朝为断，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模拟自己立身于那个朝代时，应该如何做才符合儒家的纲常名教，而不管这个朝代是汉族还是异族建立的。因此，他主张本朝人应该忠于本朝。所以他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下令编了《胜朝殉节诸臣录》，大肆褒扬殉明的臣子，说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比如史可法、黄得功、刘宗周等。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编了《贰臣传》，把投降清朝的人都放进去了，说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

他把投降清朝后，一直尽忠清朝且有所建树的，放入了甲编，比如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投降清朝后，心怀怨怼的、没立过啥功劳的，放入了乙编，比如钱谦益、龚鼎孳、孙可望、白文选。降而复叛的放入了《逆臣传》，比如吴三桂。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朝终于灭亡了，但“文字狱”灭亡了吗？答案是当然没有！5月20日，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就身陷“文字狱”。

在民国时期，戴季陶（1891年——1949年）谁人不知？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论家、著名的政治人物，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被誉为蒋介石的“国师”，忠实“智囊”。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五・四运动期间，思想激进，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戴良弼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5月，当时的民国财政总长熊希龄（1870年——1937年）接受了银行团垫款，签订卖国条约《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一时间舆论哗然，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在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短文“大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此文言词不多，但句句慷慨激烈，正义凌然，亦大快人心。22日下午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将戴季陶拘捕入狱。第二天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后不了了之。

戴季陶在这场“文字狱”中算是被迫害者，之后他又变成了统治者的角色。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经胡适介绍，近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年——1980年）与王钟麒为当时的出版界“巨头”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一部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取名《本国史》。这部教科书分上、中、下三册，在出版后颇受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欢迎。而戴季陶对此表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此言一出，在教育界及学术界独树一帜，发行量已高达25万册的《本国史》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突然被禁了。不只书被禁，作者顾颉刚本人也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弹劾。顾颉刚非常气愤，说这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