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洋洋洒洒作了一个多小时报告，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大概率就是针对自己，因此在此之前已经作了大量准备。
他的通篇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自然条件太恶劣等“客观原因”。按照他的预先想法，报告结束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谅解和支持。
没想到，博古话音刚落，在党内地位仅次于他的张闻天突然起身发言，手上拿着一份文件，开口就矛头直指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下的错误，并对博古的总结报告给予态度鲜明的批评。
张闻天的突然发难不仅让李德和博古感到震惊，还让在场的不少参与者意外至极。
正是因为张闻天首先打响这第一炮，遵义会议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力和博古对军事的指挥，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被称为“伟大的转折”。
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因为张闻天与毛泽东亲密无间的合作，才确保遵义会议成功召开。
与博古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为什么会与毛泽东走到一起？遵义会议结束后，他又去了哪里呢？
张闻天
要想弄清楚这些事，我们还得从张闻天这个人说起。
留学多国的“红色教授”张闻天出身于江苏南汇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拥有一口熟练英语的他开始接触欧美的政治文化思想。
随着五四运动爆发，满怀爱国激情的张闻天受李大钊影响，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当时的很多进步报刊上发表时事评论。
五四运动
和当时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张闻天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曾留学日本与美国，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著作，为了宣传新文化思想，他还曾经在四川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
慢慢地他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光靠写几篇时评，抨击封建军阀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只有效仿俄国十月革命，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真正与这个腐朽的社会抗争。
于是，他在1925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同年11月，作为首批留学生，张闻天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第二年，曾经在苏州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博古也来到中山大学。
博古
两年后，成绩优异的张闻天毕业留校，被分配在列宁主义研究组，开始担任党内外多种职务。
1928年9月，一向以学识渊博闻名学校的张闻天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那时的所有留苏学生心中，这座号称苏联最高学府的学院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毕竟从这里毕业后，就能成为令人敬仰的“红色教授”。
苏联中山大学
张闻天一时在学校中名声鹊起，他在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多项要职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兼职教员。
1931年1月初的一天，对于张闻天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在苏联漂泊整整五年有余，他终于接到组织的召唤，让他尽快回国。
1932年，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为保存力量决定前往苏区，同时确立新的中央班子，由博古任书记，在他和王明的支持下，张闻天得以当选党报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宣传工作。
张闻天
摩擦不断的“博洛关系”和逐渐亲密的“毛洛关系”在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中央苏区由此得到半年稳定发展时期。之前一直偏向理论研究的张闻天在政府工作，得以对基层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他逐渐察觉出王明思想的错误，针对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符合实际的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博古分歧不断，并随着广昌战役失败后，两人最终站在了对立面。
王明
那时候老蒋刚刚打败十九路军，调集重兵准备向广昌大举进攻。博古与李德决心与老蒋一战，张闻天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但博、李二人一意孤行，还是陈兵九个师兵力准备死守广昌，
结局可想而知，红军浴血奋战18天，依旧损失惨重，广昌保卫战随着红军撤退最终宣告失败。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对两人的指挥第一次提出质疑，他认为两人不仅存在军事战略错误还白白损耗了红军现有力量。
博古立即展开反驳，张闻天忍无可忍，拍桌吼道：“我们自己革命的事情，不要完全依赖共产国际，自己要有主心骨！”
两人在会上吵得面红耳赤，也是从此刻起，“博洛（洛指洛甫，是张闻天化名）关系”从摩擦不断发展到完全破裂。
长征时的毛主席
就在博古与张闻天开始产生分歧时，他与毛泽东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
两人之前虽然彼此听过对方大名，但一直没有深入接触，直到张闻天来到苏区，开始分管政府工作后，与毛泽东的接触才逐渐增多。
而一次特殊的人事调动，让他搬到了与毛泽东相邻的院子里，两人办公也在一处。日益频繁的接触，让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了解，也对他越来越敬佩。
在很多重大策略上，两人的观点可谓是完全一致。特别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两人在云山古寺的黄槲树下，彼此互敞心扉，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
云山古寺
随着红军长征开始，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从瑞金出发，一路上，三人对党和军队未来发展互相交换了彼此意见。
1934年12月，在黄平一片桔子林中，忧心忡忡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再一次谈到红军的前途。
王稼祥面带愁容地看着张闻天说：“红军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张闻天叹了口气：“这样盲目地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他打仗是有一套的。”
交谈之间，一场变换红军军事领导人的想法正在酝酿。王稼祥很快把张闻天的想法传达给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很快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传播开来，大家都表示赞同。
王稼祥
生死攸关之际 历史的转折点1935年1月初，在刚刚占领的遵义城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就如何开好遵义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
1月15日到17日这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事领导人等二十余人，召开了我们熟知的遵义会议。
张闻天炮轰博古手拿的文件提纲，就是源于三人之前讨论的智慧结晶，其中大部分思想源自毛泽东，但考虑到当时特殊情况，由党内地位处于二把手的张闻天来主讲，其分量和影响力可想而知。
遵义会议（剧照）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虽然还是博古，但他已经无力领导工作。
1935年2月，在著名的“鸡鸣三省”，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述了他的担忧：“博古在会后一直存在抵触情绪，恐怕继续领导，未来还会出现很多困难。”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对他说：“这个事还是要与恩来等常委交换意见。”
鸡鸣三省
在毛泽东提议下，张闻天拿到最高指挥权，成为党中央总书记。
作为旁观者来看，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十分周全的。毕竟那时候共产国际还是相对信任有苏联留学经历的学生，由在苏联颇有名望的“红色教授”张闻天来出任最高领导，必然有助于团结当时有留苏经历的一大批同志。
三度“让贤” 伟人称他为“开明君主”在之后的工作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始终互相信任，密切配合，大家团结一致，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分崩析离的危险境地。
在长征路上，张毛二人的革命友情也在不断加深，在毛泽东积极牵线搭桥下，张闻天和刘英喜结连理。
张闻天与妻子刘英
1935年夏季，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意图急剧升级的张闻天，开始研究如何实现停止内战，他把目光转向了对日抗战。
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张闻天很快在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
十天后，在他主持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由此拉开全面抗战的序曲。
瓦窑堡会议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商讨和平解决事变上，对如何处置老蒋有一个短暂的曲折过程。面对很多人主张“审蒋”的局面，张闻天提出“要把局部统一抗战转变为团结全国力量进行统一抗战”的独到观点，并与毛泽东一起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最后的决策。
为人谦逊的张闻天其实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领导地位，刚刚上任总书记一职三个月后，他就借需要一位中央领导人去白区工作为由，主动提出离职前往，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改派了陈云前去。
陈云
等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他再次提出离职，又一次被毛泽东劝说。
第三次让贤发生在1938年秋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推举让毛泽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深思熟虑后毛泽东还是选择拒绝：“你是‘开明之君’，还是由你继续担任吧。”
尽管在党的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闻天还是决定把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随着六中全会结束后，宣传和教育再次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为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张闻天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主动申请前往东北工作，在经济和政治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成绩。
1951年开始，张闻天以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开始专注研究国际问题。
对于张闻天来说，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自己牺牲什么都可以。他不仅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子女也从来不搞特殊。
张闻天
张闻天老年生活怎么样？1956年，听闻政府精简机构，张闻天提出让小女儿从打字员岗位辞职，在他的以身作则下，整个外交部精简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自谋生路的小女儿最后在上海一家自行车厂找到工作，一直以工人身份工作至退休。
1975年，他的两个女儿相约去无锡看望父亲。长女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临时工，小女儿也是工人。分别数十年后的重逢，两个女儿都对着父亲哭诉不已。张闻天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们：“你们虽然是革命家的后代，但也是普通的群众，既然是群众，就要像群众一样生活。”
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弥留之际嘱托妻子刘英，一定要把所有存款悉数上交给党，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在他逝世后，妻子把4万元连同利息一起作为党费全部上交，没有给生活困难的子女们留下一分一毫。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是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面对质疑的坚定回答，他也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了这句话。在1979年为他举办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用“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对张闻天进行了高度赞扬。这个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的革命家，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始终不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以此文致敬老革命家张闻天！
参考资料：《党史文汇》
